张幼仪再次见到徐志摩是在转年3月的柏林。一个星期以前，她刚刚生下了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徐德生。在这个三月，幼仪迎接了一个新生命，也与一段旧式婚姻诀别。1922年3月，由吴经熊、金岳霖等人作证，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签署离婚协议。徐志摩成为中国西式文明离婚第一人。
离婚，这在当时是个革命性的举动。在这些以革新，甚至以革命为口号的热血青年眼中，包办婚姻简直是对人权的压迫。它扭曲了人类的自由情感，亵渎了神圣的爱情。正如徐志摩所说：“无爱之婚姻无可忍”，所以，“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但是，“追求自由爱情”这几个字，还远远无法承担徐志摩式的青年对“进步”的希望。
徐志摩嫌恶的是守旧的一切，与一切传统下的腐旧。要反对旧，可旧是什么？旧抽象得很，你必得找个形影，旧诗，八股文，旧婚姻……很不幸，那桩父母精心挑选并打造的婚姻，正正撞到了徐志摩喷涌出的新思想的岩浆上；很不幸，何其无辜的幼仪成了那守旧的形影。
所以，徐志摩离成了婚，便是一场胜利。他登报发了个启示，还送给幼仪一首诗，叫《笑解烦恼结》。他在诗里对幼仪说：“……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所以，当这婚离成了，烦恼结解了，“旧”的阴影散了；所以，当幼仪在离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徐志摩会对她连声道谢，谢她帮助他对旧传统进行了一次猛烈而成功的打击；所以，在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的很多年里，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反而近了。他们会经常通信，与对方谈未来的打算与生活的琐事。徐志摩甚至还向人夸奖幼仪，说她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子。他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可以稳稳地独立，会觉得她的“思想确有通道”，会觉得她什么都不怕，甚至觉得她有可能“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所以，那段旧式的婚姻是徐志摩心头的结，阻碍了他看到张幼仪身上已经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好。
离婚，在当时多少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身孕呢。”只要是旧式婚姻，就不管不顾地鼓励人家“解烦恼结”，这是不是也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文人，与时代一起生的病？当徐志摩要与成全了他自由大义的张幼仪握手相劳，欢庆解散烦恼结的时候，他觉得：我解放了自己，也是解放了你。但不知他有没有为这个被他牺牲的女人考虑过出路，考虑过公平。
推翻自己的包办婚姻，似乎是那个时代接受过西方进步思想的文人，在反对所谓的腐朽传统时，运用的共同武器，无论这些人的性格或是主张有怎样的差别。也许，这是新思潮在碰到旧体制时，本能竖起的倒刺，亦或许，这是一个新潮文人在被拉入一场旧婚姻时，仅有的可供选择的反抗方式。但无论如何，在这场新与旧的较量中，女性永远是角力的被动方。
无论是革命还是游戏，徐志摩离婚的举动在张幼仪眼中，不过是为了追他的新女朋友。多少年过去了，幼仪仍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新女朋友，徐志摩不会那样急着要离婚。什么理想与勇气，那不过是徐志摩为了追到她的女朋友而找的借口。这样的行为称不上壮举，如果他只是单纯地依着自己的意思，因这场婚姻里没有“爱”才离婚，那才是壮举。幼仪的想法不无道理，但却也并不能说与“自由勇气”完全无关。只是，当这一切被时代的镜头定格住时，“徐志摩为林徽因而离婚”便自然地被虚化，而“自由与勇气”的轮廓，则显得异常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