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张幼仪的房间里仍挂着徐志摩的油画，在她的台桌玻璃下，压着有关徐志摩的消息。戏台上的演员来来去去，张幼仪始终站在一个属于她的角落里，固守着传统女人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的执著，演着她的独角戏。幼仪在这场戏里，仅有一张与徐志摩的合照。那张照片里，她戴着圆顶帽子，虽然沉静但却带着难掩的腼腆，甚至有些不安地，在嘴角扯出一道看似笑容的曲线。她身旁的丈夫徐志摩脸上挂着浅淡的笑。这张照片摄于1921年，彼时两人结婚已经有6年，但照片中的他们，身体语言显得如此拘谨，像是一对不相熟的人被凑在了一起……
1920年冬，徐家老宅里接到了徐志摩的一封信。或许这是丈夫从海外寄回的信中，最熨帖幼仪心灵的一封。信中说道：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耶？……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铃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她的丈夫写信来，要她去陪他了。
丈夫走了两年，他每次写信回来的开头都是“父母亲大人”，每次只到信的最后才提到自己，每一次信中对儿子的关照要比对自己的多上许多，可这一次，虽然信的开头仍是“父母亲大人”，但信纸上却满满的，尽是要她出洋去陪他呢。
这封信似乎吹走了幼仪心头那层从新婚当天起就布下的尘土。于是，她变得比往日轻快，心里有了以往从不曾有过，甚至不敢有过的希望。在这以前，幼仪从来不敢问公婆她是不是能够去陪丈夫，即使是丈夫来了这样一封看起来殷殷迫切的信，她仍是不敢问。幸好，还是疼她的二哥张君劢劝服了公公。1920年冬天，幼仪终于也踏上了渡洋的甲板。她要先到法国马赛，再转飞机到英国。
轮船整整在海上走了3个星期。这3个星期里，幼仪把与丈夫相见的情境，把他们未来的生活翻来覆去地想了不知已有多少遍：志摩出国有两年了，他一定有了变化，胖了？瘦了？他一定是想家的，想阿欢(徐积锴的乳名)，或许……也想我；他一定需要我，否则他怎么会专门写信要我去陪他？我要告诉他，我接到他的信后，下了决心要出来，就连阿欢我也放下了。他还小，但婆婆她们可以照顾；这海船真的不好坐，晃得人直晕……他让我来陪他，他需要我，我们的日子可以重新开始了。或许，我在外头可以和他一样去上学？这样，他会更喜欢我了，他喜欢有思想，开放一点的女人……幼仪靠着栏杆，一道黄昏的光影静静铺展在甲板上。远处的海平线上，出现了蜿蜒错落的海岸线。
船靠岸的时候，幼仪隔着层层的人潮，一眼就看见了她的丈夫。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站在人群中，那么显眼。丈夫很好认，并不是因为他的衣着多么显眼，只是因为他的神情于幼仪而言那样熟悉，又与接船的人群那样不一致。很多年以后，张幼仪回忆起那时她看到的徐志摩时说：“他是他们当中唯一露出极不愿意到这里来的神情的人。”
如果幼仪的心曾经轻快过，那么此刻，它被狠狠地砸到地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那些日日遥想的倾诉，那些憧憬与希冀，都随着心的落地变得悄无声息；如果那封信曾经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如今，人群中的徐志摩，远远地，便用那种仿佛永远不会变的冷漠表情，惊醒了她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