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四个转型的新制度模式［46］
以重庆经验为例，我们可以讨论正处在变革时代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三个版本时期的四大转型内容（见表1—1）。表1—1三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四大转型
1.0版本时期
农村集体化，以强有力的国家动员为特征、以“高速度”为核心，二元社会
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经济,国家负债形成工业资本，军重化工业优先
高度中央集权
排斥传统文化的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
2.0版本时期
农村包产到户，探索农村城镇化，以“物”为中心，二元社会的流动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
由集权到分权
排斥传统与革命文化的现代文化
社会主义
3.0版本时期
统筹城乡，以科学发展观为手段、以和谐社会为目标，以“人”为中心，二元社会的转型
政府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收益的普惠型分配
政治文明的第三条道路
融合传统、革命、现代的多元文化，生态文明目标
表1—1中，我们对比了三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目标和重点是很不相同的。
（1）社会转型。在社会主义1.0版本时期，社会转型的变革有极强的国家动员特征，新政权强有力的推动使得社会变革急剧发生。农村经过调整后，迅速走向集体化，并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围绕重化工业化而建设。在2.0版本时期，社会转型由已经分权的地方和民间自发推动，二元分割的体系相互流动，农民工大军是其明显标志。在3.0版本时期，寻求“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结合，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在物理意义上消除二元结构，以及在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建立良性互动的二元社会，正在探索之中。
（2）经济转型。在三个不同的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资源资本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努力，是经济转型的核心。一方面是促进资源资本化的制度不同，如利用市场的方式。另一方面是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同，在1.0版本时期，增值收益的绝大部分，可能被国家拿走；在2.0版本时期，则不平衡地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在3.0版本时期，可能在政府主导下，朝向一个普惠型的分配结构。这也是重庆模式的一个亮点。
（3）政治转型。由高度中央集权，到逐渐分权，再到创建新的政治文明，走第三条政治道路，中国正在实践。
重庆除了用人制度之外，还在政府主导资源资本化，并主导增值收益分配的普惠化配置上，作出新的创新。其他地方惯用的方式是寅吃卯粮——把未来的预期现在变现。重庆则努力形成一个美好的未来预期，并推动预期的未来收益逐渐变现。其做法是让国企、百姓、银行和开发商等，都有一个土地等增值收益看涨的未来预期。重庆政府不仅主导了由现期增量收益推动制度变迁，到由未来增量收益推动制度变迁的转变，而且主导了与市场的交易，并推动了增值收益的民生导向型分配。
（4）文化转型。在三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强制性地推动了文化变迁。10版本时期，独尊革命文化，排斥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排斥了西方现代文化。20版本时期，西风东渐，朝向三大潮流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得现代文化逐渐得到尊崇，排斥了中国本土形成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在30版本时期，多元文化开始得到尊重，融合传统、革命和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模式开始形成，并逐渐导向生态文明的新的人类文明模式。重庆在三大文化的多元并存上也作出了重要创新。
1.2.5五大重庆——民生为本的社会动员
重庆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推行了“民生为本”的社会动员。
2008年7月，重庆市政府启动实施了紧扣民生的“五个重庆”建设。其形象表述是：“森林重庆”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两年造林800万亩；“畅通重庆”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柏油路；“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120多万学生有塑胶运动场；“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者都有房住，而且价格低、环境好。
从“五大重庆”的目标表述中，很容易看到“民生为本”的导向。正如薄熙来在接受访问时所言：“改善民生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在2010年6月重庆三届七次全委会上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中，又出现了“民生十条”新政。其中十条意见又被称为“十大民生工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47］，重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探索。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在政策、政治两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制度基础则在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齐头并进和重庆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这两大制度创新。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内生于“重庆经验进行时”，集中地体现了重庆经验的精髓。
五大重庆和十大民生工程，都在进行配合新制度的社会动员，迈向了21世纪新的发展目标——“民生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