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转型——“创旧”与创新结合的新制度模式
重庆经验在制度模式上的努力，可以概括为“四个转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四个转型，既是经济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结果，也是动员的过程。在中国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我们考虑制度结构，首先需要考虑人事问题，即用人机制的选择，其次才是制度模式。本部分我们将首先讨论用人问题的关键——精英选择，然后讨论四大转型的内容。
1精英选择与制度结构变化
如何选拔和利用人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制度。在中国一直以来注重人事大于注重制度规则的基本文化与社会制度背景下，精英选择是新制度结构的关键，也是我们讨论由“以资为本”制度向“以人为本”制度转换的一个关键环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动员，曾经使得中国的社会制度有了类似传统时代的中央集权和如同“唯血统论”的亲缘性精英选择与“唯成分论”的阶级性精英选择。这使得社会主义10版本时期的用人制度，更多地符合传统型特征（见图1—4“特选—亲选型”和“特选—贤选型”）。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20版本时期的去中央化、去集权化地向地方分权、向民间放权的努力，使得用人制度也开始变化。一方面，权力的下放留下了治理的真空，使得地方的诸侯经济和农村地区的黑恶势力控制，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为用人制度的转型，留下了制度空间。
“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全选型精英选择格局开始形成。一方面，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全选—亲选型”用人制度开始流行；另一方面，被认为是现代型的“全选—贤选型”用人制度也开始出现。金耀基所言的“精英吸纳政治”的制度格局开始形成。
当然，现代型的“全选—贤选型”用人制度，是一个理想型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现代模式。这种社会目前为止，只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存在，并不一定是所有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已经被认同为发达经济体，但并没有呈现出典型的理想型“全选—贤选型”社会，其发展过程有东亚文化和社会特征，并且这种特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用人制度的格局变化，在推动四大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政治转型中，表现明显。也有人评论，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中央和地方的未来领导人至少通过5年以上的候任时间考察或熟悉工作，很多想法已经成熟，就可以继往开来地进行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让权。这有别于西方的普选方式，也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特选模式，可能成为“精英吸纳政治”体系中的贤选模式。
西方的候选人准备竞选过程较短，把主要时间精力放在发动选民上，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思考未来五到十年的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中国传统的特选模式也排斥了更多更合适的人才进入领导群体。
中国现在的政治模式，使得候任领导人几乎都有下一级政府工作的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和五年以上的候任思考时间，意味着他们一方面有丰富的地方部门经验，熟悉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又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未来。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可能是社会主义3.0版本时期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也是中国正在创造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
作为中国整体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重庆可能在创造新的政治文明，推动“创旧”和创新结合的四个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