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机资本的投资战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在例举对冲基金之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同时，谴责国际投机资本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此外，他郑重地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金融*帮助。
可是，即使马哈蒂尔首相的见解是对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马来西亚向对冲基金提供了发动攻击的契机。虽说针对当时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经济学家的减价莫衷一是，但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韩国，都负有超出偿还能力以上的外债，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借贷资金的国家的经常收支持续赤字，经济基础进一步恶化，那么借钱给这些国家的日本银行系统将向其提出偿还要求——显然马哈蒂尔前首相忽视了这一点。
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存在资产市场过度产生泡沫，或者财政赤字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抑或外汇流动不足等隐患，追求安全性和很高收益率的国际投机资本便只能对潜在的风险进行管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对应国家的经济政策部门及国民，看成是泡沫破裂的根本原因的提供者。
2007年下半年以后，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便是其代表之一。自从2000年纳斯达克市场泡沫破裂以后，金融政策部门便将标准年利率下调到了1.0%，而家庭理财参与者则开始利用低利率机会，投资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屋贷款数量越发增加，是否已产生泡沫的争论也随之展开。投机资本于是利用这种局面，大量发行以抵押债券为基础的衍生产品。可是，随着2007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逐渐减少，依然产生泡沫的房地产市场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而以房地产价格上涨为前提发行的衍生产品则变成了废纸。美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再也无法避免其泡沫破的命运了。
泡沫之所以在瞬间破裂，是因为投机资本唯恐因自己持有的大规模金融商品蒙受天文数字般的投资损失，而对其进行风险管理所致。最终，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民和美国的投机资本借贷别人的资金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国际原材料市场进行攻击，其结果引发了全面崩溃。借贷别人的资金而进行投资的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越高就越容易变成由沙子堆砌而成的城堡。
投机资本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是问题之一。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嫌疑，起诉投机资本的核心势力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便是其代表性实例。投机资本明明知道房地产价格将大幅下跌，却仍然销售在房地产价格上涨时才可能获得收益的金融商品。这种道德风险不仅仅是高盛集团一个。这是全世界几乎所有金融企业所共同采用的营业形态。2007年第4季，中国的股价收益率达到了50倍以上，而误导中国证券市场的股价指数还将上涨，以此促销其金融产品的行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风险。
但是，投机资本有时也能发挥其正面作用。如果对一个癌症患者置之不理，他无疑将很快死亡，但如果他的主治医生在早期发现了他的病症，就可以对他进行手术治疗。与此相仿，美国投机资本等同于对患有癌症的美国经济进行了早期的手术治疗。即，如果说国际投机资本在2005年左右攻击了美国经济环游的癌症因素，那么泡沫破裂所产生的冲击就不会超过2009年的程度，而收拾残局所需的费用也将远远低于实际支出。
此外，投机资本有时也能担负起惩戒金融危机原因制造者的使命。1997年，观察那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牺牲者，我们便可以找到投机资本的积极作用。由于投机资本的攻击，借贷了超出偿还能力的外汇的很多银行和企业都破产了，而用银行贷款投资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分子，也都付出了产重的代价。在韩国，成为1997年外汇危机主犯的独裁政权甚至因此倒台。对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对冲基金之父索罗斯的评价莫衷一是，其原因也在于人们对国际投机资本在摧毁独裁政权的集权基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正面评价。
考虑到投机性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原理，我们可以把国际投机资本看成是为保证资本主义的健康成长所需的“必要之恶”。美国政府对对冲基金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其原因不仅在于对冲基金在确立健全的资本秩序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因其提升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所以，作为一名投资理财参市场与者，如果能了解国际投机资本在哪种经济环境下可以催生泡沫，又在那种状况下引发泡沫的破裂，就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也能进行合理的风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