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信中，毛泽东首先向黎锦熙致歉，说去年误传袁世凯笼络名士，黎亦被罗致，因而向黎写了一信，信中“所言多不是”，请先生当作“妄言”，多多谅解。接着，毛泽东引经据典，着重谈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阐述了身体的重要性及身体对于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的作用，同时也批评了有的人虽有好的身体而自暴自弃，“不能自强”的处世态度。他诚恳地劝告黎锦熙“勤加运动之功”，保持健壮的体魄，以使“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信中反复阐述和论证身体之重要性，气势恢宏，汪洋恣肆，表达了对黎锦熙先生的尊敬、关心和爱护。
当时，毛泽东极其赞成《新青年》的主要方向，喜欢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郭清。”表现了毛泽东同封建主义思想决裂的决心。
在上面所引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向黎锦熙反映了自己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时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发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后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可见，毛泽东当时是多么忧国忧民，急切地希望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啊！黎锦熙对他的远大抱负和壮志豪情，从内心感到深深的敬佩。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偕蔡和森、张昆弟等寄居岳麓山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不久，他接到杨昌济从北京寄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学习，同时告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情况。
8月，毛泽东偕罗学瓒、张昆弟等25名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由长沙经汉口到达北京，住在杨昌济家里。11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此时，黎锦熙已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泽东常去拜访这位老师，畅谈国家大事。比如12月29日，毛泽东曾来到黎锦熙家中，交谈“办报事及世界问题”。
黎锦熙深知毛泽东工资微薄，生活清苦，对他给予多方照顾。每逢星期天毛泽东来家相聚时，黎就特别准备了好饭菜，让他打打“牙祭”。毛泽东当时烟瘾大，却又买不起好烟，黎锦熙见此，总是在毛泽东来家之前，先把“大炮台”烟装进铁筒，另外再在桌上摆两合“炮台”烟，以满足毛泽东的烟瘾。茶余饭后，他们侃侃而谈，评论时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参加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4月初，他由上海回到长沙，经周世钊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6月3日，毛泽东参加组织长沙二十多所学校举行的总罢课，与军阀张敬尧（湖南督军）进行斗争。7月，他在长沙开始主编《湘江评论》。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号刚出版，即遭张敬尧查封。
1919年12月2日，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焚烧日货示威游行，横遭张敬尧的武装干涉。毛泽东立即召集学联负责人和一部分学校学生代表开会，商讨“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12月6日，毛泽东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随即偕同代表团离开长沙，前往北京请愿，并被推为团长。18日，毛泽东由沪抵京，当即印发《驱张宣言》，并成立“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不断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
黎锦熙获悉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了北京，立即去他们住地看望他。当时，毛泽东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黎锦熙后来回忆起他在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时，说：“当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