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案”的案情并不复杂。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但是，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法官判令时报作出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纽约时报》不得不上诉到最高法院。1964年，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布伦南大法官执笔的判决意见气势恢宏，充分吸纳了米克尔约翰的观点，尤其是那句“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uninhibited）、充满活力（robusts）并广泛公开（wide-open），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就连2011年宣判的“斯奈德案”，也把这句话作为判决依据。或许，正是因为这番渊源，“沙利文案”宣判后，当有人问九十二岁的米克尔约翰，对判决有何感想时，老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三
《批评官员的尺度》讲述的，正是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有关的故事。{本书原名为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直译为《不得立法侵犯：“沙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其中，“不得立法侵犯”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考虑到中国读者并不熟悉这一表述，结合全书主旨，将本书书名改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特此说明。}当然，如果以为这本书只是就事论事，简单叙述案件始末，显然是小看了作者安东尼·刘易斯。
刘易斯生于1927年3月27日，是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新闻界“老兵”。他毕业于哈佛学院，194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历任编辑、记者、驻伦敦记者站主任。1969年至2001年期间，他还兼任时报的专栏作者，至今仍在《纽约书评》设有书评专栏。{刘易斯最新一篇书评是2011年3月为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新传记Justice Brennan：Liberal Champion所作。}1964年，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三十七岁的刘易斯正好是时报驻华盛顿的“跑线记者”，专门负责与最高法院事务有关的报道，和参与此案的大法官、律师、当事人都很熟悉。这些经历与资源，为他日后写作此书，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刘易斯布局谋篇、驾驭文字能力极强，擅长设置悬念、以点带面、娓娓道来。1955年，刘易斯因报道一起海军雇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事件，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名雇员也因为这则报道成功复职。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海军共谍案》（Three Brave Men）。1963年，刘易斯又因对最高法院事务的出色报道，再度获得“普利策奖”。
刘易斯既精于新闻写作，也是畅销书作家。1964年，他根据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撰写了《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一书。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囚徒，通过不断给最高法院写信申诉，最终改变美国法律，并成功洗脱冤屈的故事。刘易斯以生动笔触，尽力还原事件全貌，刻画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追捧，销量高达80万册，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大明星亨利·方达主演。{本书已有中译本，即〔美〕安东尼·路易斯：《吉迪恩的号角》，陈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令刘易斯深谙读者心理，他的作品语言平实、通俗，很少使用深奥法理或晦涩术语。即使遇到专业名词，他也会在正文中举例释明，几乎不劳译者费心作注。比如，在《吉迪恩的号角》中，为解释美国联邦与州的双重法律制度，他就举了这样的例子：“以偷车为例。当小偷将停靠在曼哈顿东87街的汽车偷走时，就违反了纽约州法律；如果他驾车通过乔治·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州，他又会触犯禁止驾驶赃车跨越州境的联邦法律。”三十年后，刘易斯推出《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时，更将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