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令我感到特别有幸的是发生在一位年长者和我这位小青年之间的一层感情关系。这位长者就是《时事公报》主笔姜伯喈先生。他在我们初三那年来校担任中文演说比赛首席评判员的，第一次见到我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手里拿着拐杖远道到学校来看望我，也见过我的父母。他清癯的面容，瘦削的身材，四十岁上下的年龄，表情严肃而又潜藏着喷薄欲出的热情。他在我心中是蓦然来到花圃物色苗子的园丁，我以相应坦诚的童心，接受了他的钟爱。我经常陪他散步，默默地成了他休息日的小伴侣。我暗地感到这位长者热望我成材。他鼓励我写点东西给他，我就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怀念亡妹而以《弟弟》为题的悼文，后来在《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出了内心世界的痛苦和对于青春、未来的珍惜与羡恋。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到宁波的时候，他以鄞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招考了一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了一支演讲队，其中有CP和CY，而我是其中无党派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通过公开考试，我以“龚升”的假名被录取，利用一个暑假跟着队长、队员沿街讲演，宣传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过程。宁波全市举行过欢送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的大规模游行。我们在小校场群众大会上，倾听身着中山装和军服的各界代表的演说，我们高呼北伐革命的口号。1925年至1926年正是国共两党联合北伐之时，我们在台下的听众和观众却分不清台上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那时他们都称“国民革命军”。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我才知道先生原是国民党部的一名报人。《时事公报》和《国民日报》，一个是民办的，另一个是党办的，但都是“有闻必录”的新闻报纸，我们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我偶尔也去过报馆，我也看不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有人说，《国民日报》主笔陈伯昂是右派，姜伯喈则什么也不是。我毫不介意陪同“什么也不是”的主笔在河滨或铁路轨道上散步。像老伯伯一样的姜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病，在散步的时候他从未牵过我的手。他说，他很怕把病传染给年轻人。他亲口告诉我，他患的是不治之症的痨病。
1929年他的病进入第三期，形容枯槁，精神憔悴。在准备去上海进大学前夕，我前往向他告别。他静坐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又摘下了眼镜，显得格外清癯。我不禁想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惜别。他轻声地自言自语：“我不行了，以后就不必来看我了！”他把内装三十银元的沉甸甸的大信封交给了我，说声“这是你的稿费”，然后重新戴上了眼镜。
后来我读报知道，他到过重庆，代表宁波市在复兴关的中训团受训，卒于抗战时期，葬于他家乡宁海县故土。
当1926年北伐军进驻宁波街头时，欢庆倾城。不久发生“四·一二”事变宁汉分裂，蒋介石仅在他自己的家乡就杀了商业学校的杨眉山先生、宁波市工会会长王琨，另一位年轻的姑娘是被枪杀的。在小校场，万人空巷，目睹一颗子弹穿过她的额角，她倒在血泊中，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足蹬高跟皮鞋，年约二十岁开外。观看杀头和枪毙的人群和观看蒋介石父子骑着白马通过东门大街的人群是一样的多，一样的静默。
我们这家教会学校正像一所太师学堂，各色人等都有。当局兼容并蓄，严守中立。既请江亢虎博士作有关他旅俄反帝的政治演说，也请沪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郑章成教授来校作“三不信”的学术报告。但压倒一切的是胡适那一派人的文章，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不朽》以及《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之类的文章在宁波中学校里颇为流行，而“左派”文章充斥大道理，难以被我们那个年龄的青年所理解。令我们不解的是，当时自称“革命军人”、身背三角皮带的公安局长也被请来作“安民布告”的解释。这位局长经过我们“万丰墙门”时，偶然见到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十七八岁的小家碧玉陈美秀，就看上了她。第二日就派副官把这位姑娘请去，连她的母亲也一并掳去，从此不知下落，只剩下修钟表的父亲孤苦伶仃地守在空房里哀苦叹息。
国共分裂后，政权落在蒋介石手里，欢庆的宁波一夜间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新闻封锁得很严密，只知道山东省发生了“济南惨案”，全市掀起反日洪流，把恐怖变成了热流，市民响应，全体师生都被卷入“抵制日货”、“读书不忘救国”的潮流中。当时十六七岁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走上街头，在军警默许下，披星戴月，查封贩卖日货的商店。我们还上街讲演，自编自演抗日话剧，先在附近的“北郭庙”演出，代替了昔日的绍兴戏。老戏演的不是“白无常、黑无常”就是“吊死鬼、溺死鬼”，现在演的是“日本鬼，东洋鬼”，看的人和往年一样的多。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的，有肩膀上背着孩儿的父亲，有挑葱卖菜的农民，有奸猾泼辣的流氓，有装疯卖傻的荡妇……看热闹的人多，一半是吵吵嚷嚷的儿童。真正爱国悲愤填膺的人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演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