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我们少年时期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各色不一的社会思潮，斑驳陆离的学术流派，以及反映它们的书刊大行其道。说来奇怪，一个教会学校自从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以来，外国司库和教英语的外籍教师对于中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如抗议“五卅”惨案，手持标语列队上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游行）置若罔闻，中国教师大多也不闻不问，任我们自由活动。当年有一位姓叶的教师是原南京“国民党政治学校”毕业的政治课教师，他住在东首的小楼上，深居简出，对学生的这类活动始终无动于衷。组织我们活动的大抵是高年级同学或能说会道的志士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自1925年起和其他中学一样，我校开始要求学生穿一色的制服，出现一种半军事化的政治气息，也能公开听到CP和CY之类的传说。只是“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早了几年发生，我们出生晚了，不太了解21条卖国条约的详细内容；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白话文倒特别地感到浓厚的兴趣，胡适的文章广为流行。《新青年》一类刊物流入我校的极少。
学生游行时，只见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林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引发人们的激情。当时还没有男女同校的学制，这种从群体活动所产生的激情也就唯有灌注在友爱的海洋之中，它给人们带来一种共同的向往、共同的追求以致互相亲切依恋的感情。在古老传统下，尤其是在将“妇女与小人”等同的礼教束缚中，还未成熟的少年存有一种可恶的偏见，视女人为“害人精”或谓“最毒妇人心”，似乎和女人相接触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人的官能并未因此而丧失，互相接触的既是和自己一样性别的人，也就产生同性之间的爱慕，总觉得队伍里的同伴比自己更美俊，更潇洒，更有吸引力。我模糊地觉得自己作为队伍之中的一员，远距离观望，那类充满着激情的人是勃勃生灵，给人的生活以意义、色彩和美丽。这种意识既非柏拉图式的爱情，也非贾琏那一班人的“皮肉滥淫”，而是一种对自我的不满，要求结伴的友情。在队伍散开之后，我会默默地跟在几位回家的同学背后步行十几里而不知疲惫，反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向往和别人接触的要求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它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种自然表达。
这种感情关系促使我与同学的亲近日益加强。团体活动愈多，这种关系也就愈深，在意念上也就打成一片，如卧其侧，如闻其声，于是整个交往过程充满生机，富于美感，彼此相视而观察之而不疑。这里无男女性别之分，也无不正常的性行为，无非是彼此相爱。这种真诚的相亲相爱的感情使人向上，使人交往，使人关注高于自己的大众利益以及关注人间、自然、社会的大境界。
我们曾多次骑着自行车在新建的公路上奔驰；在雪窦寺的山上观望那满山遍野像火海一般盛开的杜鹃花，使少年情窦为之狂飙。在山谷深处，唤呼你我的名字，在四周山峦间反响回音远播激荡于云霄时，确切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气韵。
我们曾多次乘船在海上漂游，在普陀山脚下倾听浪涛冲击岩石飞溅的呼啸，使人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使幽微的灵秀涌现出幻想去征服那无可奈何的昊天。
我们曾多次在甬江涨落潮中仰游飘浮，从东（新江桥）到西（范江沿），从西到东，增生不致沉沦的自信，从而使我们做到“言行合一”、“灵肉合一”、“主客合一”的心态平衡。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对于我们这批晚来几年的后生来说，与其说是“科学与民主”，不如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来得实在，并符合我们的生活真实。
我们是这个环境的产物，我们晚来了十多年，大致都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我们没赶上革命前辈的步伐，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和他们不能相同。人人都在一定的环境里生存，就此而言，每个人又都一样。没有一个不生，没有一个不死，不同的人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有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