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后改革。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认为改革与后改革时期完全一致，也许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最不正确的说法，这一说法还认为，鲍里斯·叶利钦继续和发展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始的事业，最执著地坚持这一观点的是历史学博士伊戈尔·弗罗扬诺夫，他鼓吹关于改革者的阴谋论，认为“叶利钦走的是戈尔巴乔夫指出的道路”。［31］
这样不加区分地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相提并论的观点，使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变成了完全的消极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没有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去职而结束，还在继续，并必然会变成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由此将产生种种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后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会分化为少数极富有的人和多数贫困的穷人，犯罪和流浪儿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个意识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后改革之间，实际上存在重要的质的区别，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本质区别也同样多。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者从来没有把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的社会运转模式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力图（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几年）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潜力”，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对于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西欧各国来说，市场经济是最有代表性的。鲍里斯·叶利钦的追随者则相反，他们在叛乱发生很久以前就通过自己的领袖声称：“俄罗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后选择，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要走美利坚合众国所走过的文明道路。”［32］
事实已经多次证明，“之后”不等于“因此”。叶利钦—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时期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继续，而是对这一改革的否定——不仅从社会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从社会改革的方法来看均是如此。不应当忘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策划和实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点直到最近戈尔巴乔夫还在不停地讲［33］，至于说叶利钦的“激进改革”，那是为了那些在八月叛乱失败和苏联被“别洛韦日的老板们”解散之后取得政权的民族和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进行的。
改革和后改革之间在社会关系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改革者顺应1991年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极力避免使用极端的首先是强力的手段解决遗留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民族关系领域的问题。而集结在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则相反，他们无视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包括强力行动，这样的冒险行动有：搞垮联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疗法”和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等。
改革和后改革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也表现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这两个历史人物本身的区别上。他们对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实质和改革的方法的认识不一致，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的主要分歧当然与对改革目的和为谁的利益而改革的问题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叶利钦不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苏联社会时总是试图从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出发，至于说鲍里斯·叶利钦的政策，那么这一政策优先考虑的是某些寡头氏族的利益或“家族”的好处。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对改革实质和方法的认识上各不相同，而且在个性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前者专横，后者民主；前者唯我独尊，后者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前者为一些小事就会怀恨在心，甚至连自己昔日同志的错误也不能原谅，后者不仅对自己朋友的错误，而且对昔日对手的错误也能原谅。
今天不管自由派如何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民主发展不够，都无法与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他们建立了寡头资本主义制度，使群众根本不能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在叶利钦执政时期，践踏人的权利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劳动以及及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居住、受教育、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精神领域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大众传媒独立方面的状况也不妙；叶利钦的后改革时期实质上确立了用民主词藻掩饰的新极权主义，过去的弊病依然存在，甚至在今天更加严重。
所有这一切使改革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现象。
我想，20世纪的历史应当教会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许多东西。例如，他们曾试图建设具有明显“非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被群众在“解冻”和改革时期所抛弃；他们在叶利钦时代建立了“野蛮的”或叫做“犯罪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也没有被人民所接受。所以，现在剩下的是“第三条道路”，今天弗·普京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正面临着这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两个方案是：俄罗斯要么走上历史提供的新自由主义轨道，而这迟早会将它引入绝境；要么走上有前途的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目标是自由、公正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条由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开创的道路。
注释
［1］转引自《明日报》2004年第38号第5版。
［2］《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0日。
［3］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议材料汇编。“改革——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会议（2001年3月1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2。
［4］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居民的意识形态选择：新趋势”讨论会（2000年11月16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1。
［5］亚·亚·季诺维也夫《俄罗斯的悲剧。空想的破灭》，莫斯科：纲要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6页。
［6］《全俄未来共产党纲领》，载于《全俄未来共产党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材料汇编》，莫斯科2004年版，第28—29页。
［7］例如参看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漩涡。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两卷本），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版。
［8］参看德·沃尔科戈诺夫、亚·雅科夫列夫、С.库列绍夫、М.黑勒、Р.皮霍伊等人的著作。对于著作的分析参看Д.В.马斯洛夫《苏联制度状况研究的历史文献和方法论基础》，谢尔吉耶夫关厢2004年版。
［9］史·科恩《对苏联经验的反思。1917年以来的政策和历史》，查理兹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10］史·科恩《苏联制度可以改革吗？》，载于2005年1月17日《政治杂志》。
［11］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漩涡。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两卷本），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2］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议材料汇编。“改革——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会议（2001年3月1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332。
［13］《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读录》，莫斯科：奥尔马新闻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4］《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读录》（修订版），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5］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14—315、365—367页等。
［16］М.科罗布科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载于《文学报》2005年第5号第11版。
［17］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档案，2号全宗《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材料》，2号目录《戈尔巴乔夫与切尔尼亚耶夫关于<论社会主义>一书的谈话》（1988年8月7日，克里木，福罗斯，“曙光”别墅）。
［18］参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对话》，该书手稿，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3号目录。
［19］同上。
［20］《关于苏共新的纲领草案。米·谢·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2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参看1991年7月26日《真理报》。
［21］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阿·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8月2日所作的米·谢·戈尔巴乔夫口述文章的记录》。
［22］参看瓦·扎格拉金和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4年11月26日“圆桌会议”上的讲话《教科书对改革历史阐述的若干问题》，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449。
［23］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4号目录，1992年3月8日。
［24］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走向新文明”方案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著作集》第1卷，莫斯科2000年版，第9页和第13页。
［25］参看米·谢·戈尔巴乔夫《论全球人道主义。在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2年9月16日），载于《艰难决策年代》，莫斯科1993年版，第330页等。
［26］《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读录》（修订版）第183—189页。
［27］参看戈尔巴乔夫1992年3月8日在慕尼黑室内剧院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4号目录，1992年3月8日。
［28］《真理报》1991年8月22日。
［29］根·安·久加诺夫《论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7、178—180页等。
［30］叶·盖达尔《失败与胜利的日子》，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1］伊·弗罗扬诺夫《破坏建筑学》，载于《文学报》2005年第5号第11版。
［32］参看叶利钦在纽约大学的讲演，转引自1991年7月9日《真理报》。
［33］参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米·谢·戈尔巴乔夫与瓦·梅德韦杰夫和阿·切尔尼亚耶夫在福罗斯时的谈话》，1991年8月7、10和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