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
［美］杰克·马特洛克
尽管当时情报机关的一些分析人员预言，维克托·格里申将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大多数美国官方人士对契尔年科逝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85年3月选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此职并不感到惊奇。显然，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已无力解决国家的问题，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无疑，选举一位代表较年轻一代的领导人符合国家利益，不这样做苏联就无法恢复在其以往的历史时期中特有的进程。人们的感觉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国家领导人一职的天然候选人，他几乎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年轻30岁，作为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他符合我们所说的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最起码要求，此外，他看来还非正式地履行了“第二书记”的职责，因为据说在契尔年科不在时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但并非所有分析人员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将成为契尔年科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的当选似乎证明，勃列日涅夫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不顾国家的实际利益，至死抓住政权不放，然而戈尔巴乔夫1984年12月对伦敦的访问使人们想到，苏联领导层或许有意选举戈尔巴乔夫为下一任总书记。
罗纳德·里根总统对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领导人感到高兴，至少从1983年起他就希望会晤在任的苏联领导人并开创消弭分歧和停止军备竞赛的进程，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几位前任身体欠佳，也由于他们推行的对外政策缺少灵活性，这样的会晤是无法实现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戈尔巴乔夫比他的几位前任年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里根产生了他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希望。他派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他们转达了里根邀请他访问华盛顿的口信。
回到华盛顿之后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报告说，戈尔巴乔夫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熟悉情况的人，当然，戈尔巴乔夫只字未提他打算对苏联对外政策作某些改变，但看来这个人与他的几位前任不同，他善于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照讲稿宣读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布什和舒尔茨赞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之后对他作出的评价：西方可以跟这个人打交道。
当时没有人存有幻想，认为戈尔巴乔夫容易对付，相反，一些人认为他将比其前任更强硬。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瑟·哈特曼1985年4月给里根总统的情况通报中说，戈尔巴乔夫“眼界狭隘，观点陈旧”，总之在一定时间内他将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舒尔茨报告也指出，戈尔巴乔夫可能比其前任“更危险”，因为他没有他们所固有的某些缺点。这次谈话之后里根在其日记中写道：“比起其他领导人来，戈尔巴乔夫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对付。”
尽管如此，里根仍非常希望会晤戈尔巴乔夫并开始对话，因为他相信，停止军备竞赛，苏联国家向外部影响开放，进行改革使国家更民主、对邻国的威胁减少，这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里根总统希望能在华盛顿会晤戈尔巴乔夫以便向他展示美国的一些东西，但当戈尔巴乔夫予以拒绝并建议在其他地方会晤时，里根同意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
尽管日内瓦高级会晤连美苏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没有解决，但里根认为会晤是成功的。里根欣赏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别，于是他产生了希望，认为他们最终将找到共同语言，他还认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赞同美苏两国公民进行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而这是他的前任所不允许的。两人在日内瓦会晤时签署的关于扩大交流的协定，对于减少美苏两国普通公民之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逐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85年还没有公开地谈论改革，美国人关注着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行的禁酒运动和“加速发展”。尽管禁酒运动的目的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苏联人少喝一些酒，他们的健康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但运动所采用的是无效的手段。人们的感觉是，苏联官员们从美国1920年代“禁酒法令”的失败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至于说“加速发展”，在缺少物质刺激的情况下，苏联公民反对强迫他们更紧张地工作的企图。美国分析人员指出，苏联领导人的决策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但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足以使他在以后愿意时进行更重要的改革。
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了1986年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新纲领之后指出，这一纲领“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新的机会”，并“明确提出必须制定新的政策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但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还指出，“从纲领来看，党的领导人认为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改善对外政策前景的重要因素”。1986年纲领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们想到了经济问题优先）之一是，纲领中关于对内政策的一节放在了关于对外政策一节的前面，而在1961年纲领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对外政策［1］。
在1986年，与改革相比公开性政策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而且改革一词本身就很少被提及。中央情报局8月份的一份报告结论指出：
戈尔巴乔夫显然认为，在大众传媒上更公开地谈论国家内部问题有助于动员舆论支持他的诸如反对酗酒、贪污受贿和犯罪等政治倡议，使讨论经济改革合法化。
戈尔巴乔夫还要求公开讨论精英们所固有的缺点，以迫使官员们按照他提出的新标准行事［2］。
报告同时指出，“戈尔巴乔夫追求公开性有着明确的界限，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大众传媒缺少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报告还指出，公开性“蕴含着对政权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危险，把社会问题拿来让舆论公开评论有可能助长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动荡过程，引来可能摆脱控制的下层的批评”。
1986年9月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一份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对戈尔巴乔夫近两年（1986—1988）将要推行什么样的对美政策进行了预测，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政权的目的是按照缓和的模式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减轻军备竞争的负担，从而有助于完成国家经济恢复的任务”。当然，这条道路并不轻松并会在莫斯科引起争论，但正如文件中预言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有强大的政治阵地，足以使政治局在支持他关于对美关系的倡议和决策方面达成协议”。［3］
一个月之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两天的会晤。这次会谈的话题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防御，他们几乎同意在近10年中销毁核武器。然而两位领导人拒绝在相互关系方面采取重要步骤，从最初印象来看，会晤以失败告终。然而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通过这次会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对方真正关心停止军备竞争，特别是核军备竞赛［4］。
多次推迟的苏共中央全会终于在1987年1月召开，这次全会使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相信，戈尔巴乔夫确实考虑在苏联进行“制度改革”（原先分析人员认为，他只是打算作一些不触动苏联政权制度的改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7年3月11日即在苏共中央全会近一个半月之后（而这让人想到报告的结论是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作出的）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戈尔巴乔夫试图向国家的制度结构注入新的活力，以便清除有效实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限制党对于政权的垄断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他的建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织人民对基层保守派官员施加压力和使居民产生政治进程参与感，赋予制度更大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