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两个分水岭不同，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分水岭戈尔巴乔夫不是自己走过的，而是被汹涌的改革浪潮冲过去的。戈尔巴乔夫早在1987年年中就感觉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日益临近的危机的征兆：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氛围中克里木鞑靼人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在联盟国家的最薄弱环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动荡，半年之后卡拉巴赫风云突变。
卡拉巴赫危机立即成为当时苏联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这一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苏联的许多错综复杂问题，从1989年起，族际冲突迅速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潜力，使形式上是联邦制、实质上是单一制的苏联国家的存在成了问题。
与经济和政治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用于思考和决策的时间不多，这里已成为迂回的空间。起初，在还没有出现对联盟直接威胁时，他“……力图制定统一的解决民族间争端的民主方法”［31］。
在这件棘手的事情上执政的苏共没有给予自己的总书记以帮助［32］，当时苏共的领导层强烈主张“整顿秩序”，党的机关对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民族分离运动心存戒备、疑虑重重，习惯于行政管理方式的机关权势分子在争取群众的能力方面明显不如“人民阵线”的领导者［33］。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进程中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对付被他所唤起的民族分离自发势力，他感到他正在输掉与时间的竞赛。关于对好战的民族主义估计不足、动作总是迟缓、对局势被迫作出反应等话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后来的回忆录中［34］。实质上当时苏联的情况给予他的只有两种选择：使用强力还是寻求和解，即与在原为独立国家的联邦共和国内形成的民族精英进行合作，事态发展的结果尽人皆知：民族分离势力肢解和葬送了多民族联盟。这样的结局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呢？
强力解决“民族问题”——实质上是保留联盟国家——的方案很快即被放弃，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使用强力的典型例子是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在这之后根据联盟领导人的指示极少使用强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
在族际冲突的大熔炉中，戈尔巴乔夫彻底从“十月革命”演变为“二月革命”，从布尔什维主义演变为民族政治文化，面对当时苏联国内日趋紧张的氛围，最后一位苏联元首更加信服非暴力哲学，本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都使他相信这一点，他摆脱了俄罗斯血腥的历史，信奉权利至上、民主原则、人道主义价值、“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接近列·托尔斯泰和莫·甘地，他对强力部门严加控制，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夺去数百人生命的巴库悲剧的教训时写道：“政权在极端情况下使用强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强力应被证明是绝对必需的，并严格限制使用的尺度。只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着重线是文中原有的。——作者注）。”［35］
不能不对“邪恶帝国的万能君主”这一立场的道德情操作出评价。但众所周知，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是否应该只把屠杀和大规模械斗看做“极端情况”呢？在某些时候制止联合起来的分离主义者和极端激进派厚颜无耻地公然践踏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破坏活动难道就不是“绝对必需”的吗？对那些置任何理性论据不屑一顾、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人应如何处置呢？一个自愿放弃宪法赋予自己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国家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些问题的合理性绝不能将戈尔巴乔夫的道理一笔勾销，戈尔巴乔夫不使用暴力不仅是因为道德的绝对指令，而且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俄罗斯的沉重遗产，当时任何诉诸强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对自由的希望和憧憬。
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用强力把人民驱赶到改革的自由王国中，而少了强力成分就无法走向那里。不仅如此，不受约束的改革自发势力有可能把失去自卫能力的国家打得粉碎。回顾过去，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本国历史给他设下的陷阱作了如下表述：“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拒绝把暴力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基本手段。只此一点就足以使国家解体。”［36］
看来，合理地使用强力是符合改革战略的，从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从上面所引用的这段在巴库事件之后说的话可以看出，连戈尔巴乔夫也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从年轻时起就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坚决支持者，他以军人的方式对“改革的最佳点”作了简短的概括：“培育和发展民主，培育和发展民主”。
尽管这一清晰的说法带有调侃成分，但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思想。有效的、稳定的民主在俄罗斯只能在掺杂有浓厚暴力因素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同时也是否定！——形成，戈尔巴乔夫当时追求最高标准的民主原则，从而严重脱离了本国的土壤，于是在1990—1991年间连续不断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成了非常容易遭到攻击的人。
但这只说对了一半。真理的另一半完全在戈尔巴乔夫一边，苏联改革之父的问题——和不幸——在于，在俄罗斯合法使用强力极其迅速和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无法无天和暴力，在这里奔向自由是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高昂代价，若是解放者不愿意自愿付出，历史也会自行索取。
如此可怕的赎买——甚至要交出心爱的孩子——无论对于改革的倡导者来说，还是对于他的许多战友和支持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正是这一立场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也正是这一立场将其把伟大的改革事业进行到胜利为止的英勇努力无情地化为乌有。如果反绑着双手上拳击台，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奇迹出现。
把剑插入鞘内，戈尔巴乔夫所能指望的只有自己的政治艺术了。当时他希望，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良好影响下，“民族问题”将会逐渐缓和下来，但收效不大的改革只能是火上浇油：经济改革促使民族精英实行所谓的共和国经济核算（实际上是肢解了统一的经济体），政治改革勾起了窥测动向的“民族阵线”的野心，使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分离主义意图；在改革的关键阶段许多地方的民族主义者钻进了政权内部，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则向党的领导人耳边吹风，迫使其接受他们的口号和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保持联盟的原有形式和成员。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一遇分置就会退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等部分中亚共和国则会效仿它们的榜样。
但联盟的核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会保留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还会有一些共和国加入它们的队伍，它们加在一起拥有苏联的绝大部分领土、人口、资源和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后苏联地区产生的震动就会大大减少。
戈尔巴乔夫认为无法靠强力维护统一国家，于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在中央不断削弱和出现两个政权［37］的形势下，联邦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开始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这一谈判被称为新奥加廖沃进程。为了拯救联盟国家，苏联总统同意与代表民族精英利益的各共和国领导人分享权力和联邦财产。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件“极其错综复杂的事情”［38］，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方面、实际上是许多潜在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协调，这一进程的成果是新的联盟条约。但条约的签署被1991年8月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莫斯科的公开冲突而打断，这一冲突为“地区—民族”离心势力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今天，在评价准备就绪的联盟条约方面，各种意见大相径庭。戈尔巴乔夫认为“那些在当时阶段为焕然一新的联邦制国家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具有生命力……”［39］赞同这一种评价的有他在“条约方面”的最亲密助手格·沙赫纳扎罗夫。［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