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样的担心是非常有理由的。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作者认为：“……只要党的夹子存在，就能防止国家解体”［24］。
还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决定性的理由。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从头至尾可以感到总书记始终对苏共改革，对将苏共变为现代政治力量、变成苏联社会民主更新的强大工具的可能性抱有希望［25］，同时有些评价认为，他对党的改革、对党的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26］。
随着改革进程日益深入和激进，戈尔巴乔夫的方法和最有权势的党的领导阶层的方法越来越不一致。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政治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是摆脱“党内同志”令人窒息的“拥抱”，这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众所周知，苏共党的机关是反对国家改革派领导人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非正式首领是叶·利加乔夫——好斗的保守主义的象征，甚至在党的最高权力中枢即政治局和书记处——内，改革的建筑师实质上也处于少数地位。1988年夏，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夕，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班子对戈尔巴乔夫可能获得的实际支持程度作了冷静估计，他们明确划定了戈尔巴乔夫派的“强力集团”：“……两三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三位中央书记”［27］。后来作为苏共领袖的戈尔巴乔夫日益成为“自己人中的外人”，他与班子内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对此难以表示怀疑。那么，强大的党的机关与同样强大的总书记之间的破坏性冲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已有程序进行的呢？戈尔巴乔夫当时有没有可能把苏联传统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呢？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假定的，但思考一下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总是有益的。
可以从苏共党的机关中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际力量谈起。被戈尔巴乔夫改革印记钉在耻辱柱上的“阻塞机制”从未打算同自己的名义领袖公开决裂，无论是在举步维艰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1988年6月），还是艰难得多的苏共最后一次即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上，结果都是戈尔巴乔夫无可置疑地战胜了党内保守派，迫使保守派与自己握手言和。1991年的“八月叛乱”系国家机关上层人物一手所为，与持观望态度的党的领导人无关。
结果是，来自右面即来自共产党正统派的威胁并不像改革年代显得那么大（最终给予致命打击的是具有反共思想的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同盟）。我们在戈尔巴乔夫的书中看到了这方面的重要证词。他在谈到改革活动常常遇到的顽强阻挠时写道：“进行阻挠的仅仅是机关中最顽固的人”（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28］。
当时苏共内逐渐形成的党内反对派也有自己的器质性缺陷，使他们不能采取主动行动，一是力量不足，甚至在保守派抵抗达到顶点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他们比较有把握得到的也只有三分之一代表的选票［29］。
二是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当时苏联人早已听厌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说教，戈尔巴乔夫改革派提出了“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人愿意回到斯大林主义，党内保守派自己更是如此，而且双方争斗形成的真空暴露了党内保守派难以满足的权力欲。
三是严格来说没有形成其派别领袖。叶戈尔·库兹米奇在机关游戏和诡计方面当然是行家里手，但在已经到来的公开政治时代他无法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竞争，波洛兹科夫1990—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编者注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在上述因素之外加上戈尔巴乔夫个人魅力和可以感觉到的被唤醒的社会对改革派的支持，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保守派胜利的几率并没有当时显示的那么大，当时对“右的危险”可能有所夸大，而“左的危险”即来自激进“民主派”的危险则被低估。
从改革领导人被赶走的角度来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问题转到了这样的层面，——政治改革同经济方面的改造一样，带来的是模棱两可的结果。苏联的国家权力转到了苏维埃手中——尽管只是名义上，坐在新的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超级民主怪物”（格·沙赫纳扎罗夫语），即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两级议会，被赶下“奥林波斯山”希腊最高的山。在希腊神化中，奥林波斯山是一座神山，是以宙斯为首的诸神所在地。——译者注的苏共有可能转型为一个“正常的议会党”。
无疑，初期的政治改革巩固了改革领导人的阵地，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从1988年10月1日起）的戈尔巴乔夫获得了新的支点，扩大了回旋的余地，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转瞬之间成了当时苏联电视媒体上“最流行的电视系列片”，大大加快了群众的政治启蒙和教育，在苏联制度即将终结时出现了某种类似现代代议制的东西，为俄罗斯议会制度的恢复奠定了基础，行政指令体制遭到了致命打击而难以恢复。
诚然，当时这种结构不久就暴露出了严重的缺点。党与操纵杆分离，失去轴心的权力机关效率日渐低下，国家这艘航船失去了稳定性；政治改革启动的种种进程迅速脱离了改革领导人的控制；进程开始了，但常常是偏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原来，在改革形势下活跃起来的群众是一把可以指向各个方向的“双刃剑”，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冲毁了改革方针的群众基础，而大大地帮了民族主义者、左翼和右翼激进派的忙。
今天，吸取了往事的痛苦经验教训的我们，可以理性地权衡一下实行政治改革的其他方案：例如，应当放弃成效甚微的恢复“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以前只不过是党的机关专政的遮羞布）的种种尝试，立即采取总统制共和国的方针；推举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在1988年春天举行的自由的、民主的选举中的国家总统候选人；戈尔巴乔夫若在诚实的、竞争的选举中取得有法律保障的胜利，就会使他具有必要的合法性和安全系数，没有这些则会使其在关键时刻容易遭到论敌的攻击，建立新的垂直行政权，包括选举或任命的州长。
“苏共问题”需要予以同样的关注。把苏共这个当时第二超级大国的“主宰”变为议会斗争的工具的转变，即使是对一个久经风雨的党来说也太突然了，可以寻找更鼓舞人心的做法，如召开苏共——“总统党”——非常代表大会（1989年春），从而让“领导和指导的党”朝仍然掌握着民主架构框架内国家操纵杆的现代执政党的方向发展（如日本自由民主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墨西哥革命组织党、印度国大党等等）。为了在与其他力量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转型中的党在自己的政治发展中不应当与社会失去联系；可以推动党内民主在各种纲领、各个流派和派别基础上向前发展；即使“文明地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更为守旧的（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分裂可以奠定两党制的基础，这对于总统制共和国来说是最佳结果。改革派依仗总统职位和执政党可以平静地参加最高苏维埃和其他代表机关的选举，而不必担心反制度力量会带来致命危险的崛起。
上面大致叙述的行动计划除极为重要地巩固了过渡时期的国家架构以外，还能产生其他积极的效果，特别是能促使苏共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和思想保守的人与改革派领导人保持一致，而且有两只结实的大锚能够阻止他们闹事和怠工。一是共同参政可以压倒任何想法和考虑；二是不断扩大的国家财产私有化的广阔前景，国家资产的私有化过程可以使执政精英能够保证自己久经考验的干部得到最优惠待遇。
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种战略切实取得成效，但另外一点也是对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关键一战——要求对各种方案进行仔细研究。从戈尔巴乔夫脑力冲锋参加者的会议来看，当时对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但还不够充分，而且也没有对各种行动方案的优缺点进行公正的评价［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