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评论家跟在俄罗斯激进派后面（成为激进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见者之前一直是顺从的国教徒的苏联公民）批评戈尔巴乔夫，指责其主政时期苏联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实际上当时的变化特别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间。至于东欧各国政权的更迭就更不用说了，它发生得还要快——1989年就发生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存在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架构消失得非常快，因为那里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这些制度架构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它们只能暂时得以维持，直到苏联领导人不再愿意使用军队这一最后的手段来保护不受欢迎的制度和不受欢迎的领袖为止。但对有着革命前专制传统和70年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俄国来说，实现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来的种种选择的转变意味着完成一次极其迅猛的突破。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改变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对苏联制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观点如今已经通过当时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忆录广为人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实行过哪怕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表明他热衷于改革和乐于接受新思想，说得客气一点，这可不是政治局这一层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对新思想的这种开放性是至关重要的，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而实际的选择也非常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取消对关于“多元化”的溢美之词的禁忌［11］，而只会使用他所控制的大量杠杆——从书报检查制度和党的纪律到动用强力部门——来制止激进的改变［12］。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夏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到1989年才变为政治现实，其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对拥有实权的立法权力机关（1989年最高苏维埃竟然否决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长人选的13%）［13］实行差额选举。“改革”一词并不能十分恰当地界定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造的意义。戈尔巴乔夫把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看做转折点是对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报告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和平、稳妥地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制的范围——民主化开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它不等于已经形成的民主。尽管无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还是在其后俄罗斯继承人执政时期，制度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政治上多元的、同共产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制度。
应当指出的是，有利于把多元化原则引入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决定是在鲍里斯·叶利钦在政治进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时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党代会支持导致多元化决定时（顺便说一下，当时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投赞成票的），叶利钦虽然在形式上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但他的意见在党内已经无足轻重，他在那场以通过了向代表会议提交的一些十分激进的文件而告终的争论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则使他受益匪浅，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还使这些原则补充了很多内容，在1989年的选举中，叶利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新的立法机构中来自整个莫斯科选区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不过，正如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所说，“更令我吃惊的不是叶利钦取得胜利，而是选票的统计真实可靠”（黑体是马特洛克用的）［15］。
虽然苏联制度中多元化的确立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应当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没有实现。如果我们不再解释事实，而是作出一种假设——“这本来可以发生，实际上却没有发生”，就有理由这样来推测（不过，当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是在两个具体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采取另一种立场的话，国内就可能产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构。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是1990年3月通过最高苏维埃投票、而不是通过直接全民选举来推选苏联总统的决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进行直接选举（不仅仅是所说的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决定的话，那么从把大多数共和国留在革新后的自愿联盟中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下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点）。
第二个决定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共产党暂缓公开分裂的决定，从建立可以巩固联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国的政治架构的角度看，这是个重要的决定，而从进一步加强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在一些谈话中曾认为可以实行政党竞争。1985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个人名义致信戈尔巴乔夫，信中建议把苏共分为两个党，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竞争性制度，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视为对党的神圣的统一原则的蓄意破坏，他只是说这一想法“为时过早”［16］。显而易见，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一想法的确为时过早，刚刚当选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处由持有正统观点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让党分裂，尤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政党一向对分裂分子深恶痛绝。
戈尔巴乔夫可以大胆尝试使党分裂的最合适时机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也许这次代表大会是最佳时机。当时可能会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和戈尔巴乔夫一起走并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剩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党。此外，苏共内部还可能分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因为在这个思想上不一致的组织中有一些像叶戈尔·盖达尔这样的人，有许多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这是建立使各政党得以相互竞争、获得广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基础（如果苏共的财产能够在苏共派生出的各个党之间分配的话）的制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后一个假设不能不引起疑问：能在相互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如此公开地按照西方模式转向政党竞争吗？
“残余的”共产党内的主要力量也许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大都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难道他们不能同军队和克格勃结成统一阵线来防止分裂吗？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话，叛乱（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领导政变的那些人不会遇到他们在1991年8月面临的问题——他们宣称代表全体人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国人民，至少也是俄罗斯人民）已经选举一个观点完全不同的人——鲍里斯·叶利钦为总统。1990年夏季叶利钦还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通过全民选举当选苏联总统，才能获得这种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关于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论述第五个转型即苏联解体那部分将谈到这一点）。不过，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冒险带头去分裂共产党的话，保持党的形式上统一的风险性总的看来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