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显而易见，那些断言苏联不可能从内部发生改变、而且是激进改变的人是错误的。虽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某些经济改革，但激进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制度行为原则所决定的、在苏联则是因俄罗斯特有的一系列特殊情况而加剧的重大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不仅指令式经济与民主不相容，而且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与民主不相容［7］，他写道：“所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都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虽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国家的干预下才能发生改变。”［8］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保护各种利益的组织行为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些利益在市场成为作出经济方面决定唯一标准的情况下可能受到过大损害。
然而，纯粹的经济模式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经济制度还是要以这种或那种模式为主。比如说，这是一种就实质来看可能是以资源集中配置为基础的指令式经济，但它同时也可能对供需规律作出让步（例如，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私人补习教师职业）。市场经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家调节，可是其运行逻辑又与指令式经济不同。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制成分，比如国有铁路或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的机场，而且国家通常要针对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当大的干预，如规定对烟草产品征收高额税费，以降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从指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毕竟是一大进步。“转变”这一术语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苏联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现行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则之上的市场经济取代这一制度，结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大多数经济法律，如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尽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图制定的，带来的却是良好意图以外的后果，在长期存在的苏联指令式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后苏联的俄罗斯经历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需要使大多数价格达到市场水平的时刻必然到来，改善旧的“行政指令体制”的尝试也必然被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所取代（尽管有人经常毫无根据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利用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可调节的”这一形容词）。
虽然到1989年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针，但国内当时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经济制度既不是指令式经济制度，也不是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处于僵滞状态：指令式经济已经不起作用，而市场经济尚未出现。由于改革，产生了一些在集中计划的拥护者看来反常的刺激因素，但市场体制的基础仍然薄弱，而对市场转变有决定性作用的措施——放开大部分价格也迟迟没有实行。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说苏联经济制度不可改革的人的论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进行局部改革，当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总的来说，制度的行为原则必然要么是市场的，要么是指令式的，确认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存在作出这一选择的简单办法。除了制度问题以外，俄罗斯的特点也使得苏联的经济转变比东欧和中欧国家困难得多。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行政指令体制存在的时间更长，苏联的国家面积和气候条件，再加上苏联计划管理的遗产，甚至给那些力求加快向市场转变的政治家制造了（现在还在制造）很多困难，比如说，比匈牙利或捷克的困难还多。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最近发表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因西伯利亚城市的粗放发展而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坚持市场经济标准的话，那么达尔关于不可抑制的（prohibitive）社会政治成本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确的［10］，不能简单地把整座整座城市关闭了事，哪怕它们全都根本不可能变得有经济生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