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告诉我，上大学的第三天，他差点见了上帝。“可以说，我已经死过了一次，死过一次的人，看问题，和平常人多少会有些不同吧。”
我注视着眼前这个“死过一次”的男孩子，用目光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大学开学典礼之后，就是新生军训。问题就出在军训上。
那时候正是北京的
9月，“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我们在香山脚下一个军营里军训，早上?5点起床晨跑，然后就是一天的训练，要到晚上6点才能回营房休息。你知道，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说，按时吃药就是每天的功课啊！可是，我还必须瞒着教官和同学。我就跟做贼似的，提前把第二天的药用纸包好装进口袋，第二天到了吃药的时候，躲起来悄悄吃。不怕你笑话，我每次吃药都是躲进厕所里，把门插上，偷偷地吃。虽说这样有失尊严，但是，对我来说，除了每天吃药以外，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和同学、教官一样的正常人。为了成为正常人，我宁可躲起来吃药。
我觉得我的病，是天大的秘密。
但是，秘密没守住，还差点要了命。
我记得那是9月13号，军训第三天。到了吃药的时候，我照例躲进厕所，插好门。可是，一摸衣兜，我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药不见了！
我当时汗都下来了，我拼命回忆，像过电影似的回放一个个镜头：确实前一天准备好了药，确实放进衣兜里了，难道是什么时候不小心掉出去了？
没有了药，我该怎么办？
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参加训练。说真的，我那时候的感觉，特别像白娘子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就怕露了原形。我暗暗地告诉自己：没有药，也一定要挺住，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6点，回到宿舍，我赶紧冲进厕所把中午的药补上，又按时吃进了晚上的药。药片吞进肚子里的一瞬间，我的心又踏实了，没有人会知道我有病了。啊，我是一个正常人！青春多么美好！
按照军营的安排，那天晚上是才艺展示。大家围坐一圈儿，新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唱歌，跳舞，我也不甘落后，走进中间唱了首当时特别红的歌。
唱着唱着，我就觉得怎么有点儿不对劲，心砰砰直跳，头有点晕，脑门上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我想可能自己有点紧张，就叮嘱自己要放松。很快我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开始眼花，出冷汗，手在抖，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周围同学的身影模糊成一片，我暗叫不妙，一下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我的心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全露馅了，大学上不成了。
说实话，我活了十八年，第一次有想去死的感觉。
当年确诊的时候我都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然而那一刻，我感到了绝望。我得了这么个病，白白辜负了我妈妈对我的期望，本想隐瞒我的秘密，像正常人一样读书、工作、生活，没想到……”
郑斌讲到到这里，痛苦地低下了头，咬着下嘴唇。我能感觉到他心头的沉重。毕竟，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后来，我询问了专家才得知，郑斌那次不是晕倒，而是昏迷，低血糖昏迷。专家说，郑斌之所以会昏迷，是因为他那天中午没吃药，晚上又加大了药量，再加上活动量大，消耗得多，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糖只有2点多，这么低的血糖，足以致命了。
形象地说，糖尿病人就好比一棵树，降糖药就是水，该浇水的时候忘了浇水，树快要渴死了，等你想起来要浇水，一下子浇上好几桶，这下又涝死了，什么树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树犹如此，人更如此。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醒来后是怎么面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又是怎样走到今天的。郑斌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闪着狡黠的眼睛：“你肯定想知道后来我是怎么留在了大学，对不对？”“其实我更关心你后来的身体状况，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出事之后，学校的老师过来看我，我特别感动。本来是我欺骗了人家，可是人家不计前嫌，还主动关心我，我觉得挺过意不去。后来听说领导们开了个会专门讨论我的事，最后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读书。
说实话，我本以为完蛋了，我会被开除的，没想到是这么好的结果。
你知道吗？曾有个全国政协委员在开两会的时候专门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保护我们糖尿病患者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被大学拒之门外呢？
我是侥幸的一个。
我听出来，侥幸二字，语气格外着重。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于糖友来说，血糖和降糖药（或胰岛素）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吃完了饭，血糖升高；用降糖药，血糖正常。因此，糖友要掌握好敌我双方的规律，按时定量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