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去年末梢美国百老汇也到北京、上海演出了,似乎不大成功。这种音乐剧,其实日本的四季剧团1988年就已在中国演出过,当时不曾留意,想来也不会有多少反响。日本毕竟不是音乐剧本家,虽然已经继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音乐剧市场。
音乐剧,还有西部片,是典型的美国文化。据说,第一个音乐剧作品是南北战争之后的1866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黑恶魔》,不过,可能主要是一群来自巴黎的芭蕾舞演员的歌舞秀,文学性故事情节不突出。那时候日本正经历江户时代,戏剧还不叫"演剧",叫"芝居",因为从平安时代起,人们是坐在寺院的草地上看戏的。谈及音乐剧历史,往往追溯到宝歌剧团成立,是1913年。当初叫宝少女歌剧团,本来是阪急电铁创业者小林一三为招徕乘客,在线路终点站修建宝新温泉乐园。园内成立演唱队, 清一色的少女,娱乐游人。1940年前后,小林一三在东京建设宝剧场,并成立电影制片厂东宝。他提倡的"国民剧"就是音乐剧,但满台只是用羞花闭月的女演员,沿袭至今。以往歌剧、音乐剧混为一谈,用汉字译作"音乐剧"。如今采用外来语,名目又太多,总之,把音乐剧叫做缪吉卡尔。1960年代初,由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的电影《西区故事》在日本上映,使看惯能剧之木然的人们感受到音乐剧魅力。1963年东宝率先移译上演百老汇剧目,奠定了日本音乐剧基础。1964年百老汇首次来日公演,浅利庆太担当日方制作人,此后他统率的四季剧团也搬演音乐剧。东宝本身没有剧团,是临时搭班子。小剧团倒也不少,而大者,就只有四季剧团(日本原名是"剧团四季")和宝歌剧团。
音乐剧有文学性剧情,贯之以歌,间或舞之蹈之。像歌舞伎一样,这种演艺也完全靠女性支撑,男观众落座其间似需要点勇气。日本迄今主要是演出外国的成品,原创还比较弱。前些日子观看了浅利庆太的新作《异国之丘》,想起他以前的作品《歌女李香兰》,同样是战争题材,舞台也涉及日中苏(俄)。但后半部剧情几乎笼罩在西伯利亚的皑皑冰雪里,缺少了歌舞的欢快,叫观众太沉重。从历史背景来说,那年间日本已逐渐复苏,不妨拿一处美军占领下的酒吧做映衬,更凸现俘虏生活的苦难。例如登场人物平井,原型叫山本幡男,因为笔记之类不许带出去,所以他临死之前托7个难友把4500字的遗言背下来,归国后传达给四个儿子,这可能是西伯利亚和东京的一个接点。音乐剧是大众娱乐,过于严肃,就抹杀了特色。
《异国之丘》本来是日本战败之初流行的歌名。原名叫《大兴安岭突破演习之歌》,大兴安岭不曾突破,曲作者吉田正成了苏军俘虏,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充当苦力。旧曲新词,《异国之丘》在集中营传唱。音乐剧《异国之丘》的主人公叫九重秀隆,原型是三度组阁的首相近卫文麻吕的长子文隆,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业余高尔夫锦标赛冠军,但耽于玩乐,没拿到毕业证书。归国后一度担任父亲的秘书官,后来去上海,在东亚同文书院做事,陷入情网,女方是国民党间谍。据作家西木正明推测,文隆出身名门,不会那么蠢,和女间谍交往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操作,企图让他去重庆见蒋介石,进行和平工作。《异国之丘》的构思即得自西木的"让史实说话"的小说《问梦颜好》。舞台上,九重秀隆和中国留学生宋爱玲被英国间谍设套,在摩天大楼爵士乐的纽约相识而相爱。爱玲是宋美龄的侄女,并且和蒋介石的儿子订了婚。日军入侵中国,秀隆和爱玲的爱恋就不能被容许。为制止战争,秀隆来到上海,通过爱玲的父亲宋子明把日本首相亲笔信递交蒋介石。爱玲从重庆带回蒋介石亲笔信,要交给秀隆时,被好友刘玄射杀。秀隆被日本宪兵逮捕,送往苏联边境充军。日本战败,中尉秀隆即文隆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11年。日苏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终于能回国了,但因为他始终坚拒为苏联充当间谍,于1956年10月被医生谋害,享年41岁。结局的依据是当过市长的苏联人B.A.阿尔汉格尔斯基所著《近卫王子被害事件》。
过多的史实和原型,教人对刘玄的所作所为也不免要当真思索一番。他父亲被日本人杀害,复仇心切,非把侵略者统统赶出中国去不可,以至不肯化干戈为玉帛,甚而不惜和日本宪兵勾结,杀死好友,出卖了和平使者。和平进程竟功亏一篑,浪漫爱情也毁于一旦,就亏在毁在刘玄的个人怨恨上。归罪于刘玄,《异国之丘》给历史编排的这个情节恐怕中国人难以受容。反对并破坏和平的,大有人在,但不是刘玄们。对于历史,他们的恩怨微不足道。有一个历史故事:卢沟桥事变后,宫崎龙介尝试和平,他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的长子。蒋介石表示:宫崎君的话,可以来谈谈。但他一上船,就被监听到电信的日本陆军逮了起来。和平之所以变成泡影,编剧们没有"让史实说话"。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时,四季剧团到中国四城市演出了《歌女李香兰》。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年,浅利庆太又要去北京搞演出,但不是音乐剧,而是歌剧《蝴蝶夫人》,由小征泽尔指挥。听说中国的江主席和日本的小泉首相都喜爱音乐,他们若并坐观赏,那定是一段佳话,不消说,前提应该是小泉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教"
松下幸之助是1989年去世的。正是这一年,昭和天皇崩,改元平成,日本经济也从此不振。关于松下,日本出版过许多书,他的创业史、成功路,听说如今特别为中国人所爱读。不过,在平成14年的日本,人们爱谈的并不是松下,而是索尼或本田技研,松下这位"经营之神"被祭为日本式经营的始作俑者,其理念及方式惨遭嘲弄和鞭笞。
例如,屋太一撰述《创造日本的12人》,称"松下肇始的终身雇用思想就是走向日本式经营的第一步",佐高信便痛斥:松下公司每天搞早请示晚汇报,唱公司歌，开运动会,这样的终身雇用恐怕不过是一种奴隶幸福的"修身"雇用(日语的"终身"和"修身"发音相同)。
在欧洲人看来,日本上班族以公司为家,只是对公司尽义务,把家庭义务和社区义务弃置不顾,简直是囚徒或士兵。沃尔弗仑在《不使人幸福的日本体制》一书中说:供给物品和服务以赚钱的机能是日本公司和外国公司都一样的,但日本大企业还有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机能,那就是统管社会。日本大企业用欧美企业想干也绝不可能的方法保持人之间的秩序。佐高信甚至造了个新词"社畜",尖酸刻薄,说松下之类的公司(日语叫"会社")连员工的人格也管理,把他们变成了家畜。我们中国人每每惊奇日本人下班不回家,还聚成一团泡酒馆,但要让佐高信说,那是拿公款吃喝(日语叫"交际费"),也无非是笼络或羁绊员工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