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哪里来的使节？"
"我们是日本国使,这是什么地方呀？"
"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
"原先是大唐,现在叫大周,国号怎么改啦？"
"永淳二年皇帝驾崩了,皇太后登基,叫圣神皇帝,国号大周。常听说海东有一个大倭国,是君子国,人民活得富足快乐,讲文明,懂礼貌。现在见到你们,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看来真是那么回事哩。"
问话的人聊了几句,"语毕而去",不会是海关人员。大概他认为改朝换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则,无须问一句"原先是大倭,现在叫日本,国号怎么改啦",迳把大倭国和日本当作一回事。可是,遣唐使到了长安却有点麻烦。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对于国号非常重视,但问来问去,日本人支支吾吾。大唐朝廷作出三种揣测,最终认为"日本国"与"倭国"是两回事,以致分别列传,把真人来贡当作日本国第一次通使。虽疑焉,但圣神皇帝也不以为怪,还赐宴德麟殿,吃"中华料理",并且给粟田真人封了个司膳卿。
《续日本纪》是797年纂修的正史,接续《日本书纪》,记697年至791年之间的史事。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中国改了国号，日本使臣觉得很奇怪,至于本国的国号,明知中国人如堕雾中却不辩一辞。究其原因,恐怕是那时日本对国号并没有明确的意识。607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国书的抬头写得蛮浪漫:"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没有国号。"多自矜大",与大隋天子平起平坐,炀帝读后不悦。后世当作摸老虎屁股的壮举,很喜欢渲染此事,但隋炀帝不过对外交部长说了句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种无礼的东西而已。小野妹子再度使隋,国书的写法改为"东天皇"、"西皇帝",还是没有国号。粟田真人的遣唐使团中有一位山上忆良,日后大大的有名,回国前写了一首和歌,其中有"早日本边"的字样,这个"日本"读若yamato,即"倭"。粟田真人于704年回国。720年编就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是面向国外的史书,书名使用了"日本"。日本人创造"日本"这个汉语词, 读音和"倭"字相同,实质上只是改变了对外的汉字表记。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日本人不认为国号有变,却教习惯于易姓革命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尽管莫名其妙,但名从主人,大唐很快就叫开了,似乎没有人反感其美称,偏坚持叫倭国或倭奴国。753年以藤原清河为团长的遣唐使团返日,李隆基赋诗送行,题目是"送日本使"。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此诗见于《全唐诗逸》。江户时代汉诗人市河世宁从日本存留的中国典籍中搜辑唐诗,成《全唐诗逸》三卷,于1804年付梓。其中八十二首是《全唐诗》里没有的,中国在1823年翻刻。"矜尔畏途遥"正是《旧唐书》所谓"太宗矜其道远"--考虑到道远途遥,九死一生,太宗告诉下边管事的,不要叫日本年年来朝进贡,但日本人似乎从古到今也不曾领会这种外交气度。
辨正俗姓秦。据《日本书纪》记载,秦始皇的子孙弓月君率120个县的百姓东渡日本,所以他祖上东渡也有些年头了。辨正在大唐娶妻生子。次子朝元回国报效,赐姓忌寸,受命培养翻译人材。733年他也成为遣唐使的一员,重返中国,那时李隆基早已是大唐天子,念他老爸的旧情,赏赐特别厚。辨正的诗写得挺伤感,好像有家难归、报国无门似的。
日本为何无宦官
日本有一个叫桑原骘藏(1870-1931)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大阪的报纸上,题目是《中国的宦官》。他说:
"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唯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见《桑原骘藏全集·东洋史说苑》)
中国人对宦官没好感,也就情不自禁地佩服一下日本人,虽然如今电视上宦官与和尚露脸,皇帝并奴才争风。宦官固然鄙陋,但是把朝廷衰亡归罪于他们的"非人性",似不无儒家观念的偏见。宦官或阉人当中也不乏伟人,如司马迁、蔡伦、郑和。到了皇帝身边就变坏,或者变坏了才能到皇帝身边,问题未必先出在阉了他。就宦官制度来说,日本的确很值得庆幸。不过,没学中国的地方多了,以为他们什么都学,都学得来,那才是一种误解。没学并不就表示比中国高明,倒可能是过于落后,却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其实关于宦官这件事,直到这位桑原骘藏,好像日本人从未评论过对错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