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
在民国初年，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人的基本立场是拥护袁世凯统治的，他们与袁合作，对袁抱有极大的幻想，希望通过袁世凯，在中国建立理想的共和政体。当然，这种希望与幻想，决不仅仅是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国民党也同样对袁抱过幻想。当时有人在《大公报》上说：“项城者，才足以济变，识足以通时。……其知人不在曾湘乡之下，而得人尤在李合肥之上……顾尤所难者，孙中山则谓其熟有政法经验，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黎宋卿则谓其化干戈而进挹让，大功所在，国人称道不置；黄克强则谓其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其雄才大略，真二十世纪中东亚第一等人物矣。”对于这样一位“盖世英才”，人们怎能不寄以厚望呢？事实上，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使中国走上建设道路，这是民国初年相当大一部分知识界和实业界人士都曾有过的想法，这个错误与其说是个人的，毋宁说是时代的。
同时，梁启超拥袁的目的，一是欲借助袁世凯旧官僚派的势力，以与由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国民党人相竞争并取胜，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贤人政治”思想，他将袁世凯视为辛亥以后可以维护秩序、完成他所谓的强而善的中央政府的唯一人选，希望通过与袁合作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用梁自己的话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为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拥袁，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与其同流而未合污。
在民国初年，张东荪如梁启超等人一样，对袁世凯也曾抱有极大希望。即使到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已昭然若揭时，张东荪也还有“迫之使入正轨”的想法。只是由于他没有直接“干政治”，所以，并没有像梁启超等人那样走得那么远。同时，他虽然对革命党人采取排斥态度，但始终保持一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与报国之心。
1913年春，张东荪之兄张孟劬作《春感》，其中有云：“眼昏四海仍兵气，心似孤云为底忙……看花已恨春无主，止酒宁闻醉有乡；如此沧江坚一卧，何须季主卜行藏。”态度消极，对袁世凯统治十分悲观。而张东荪在《和孟劬兄春感》中，挥笔对曰：“栏前烟树孤鸿远，门外花枝乳燕忙……朔方云气方成阵，人世羁愁漫有乡；但问遗编今在否，休怜吾道已深藏。”这显明地表示了张东荪对袁世凯的统治抱有极大的希望。
尽管张东荪对袁世凯抱有极大的希望，但他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对袁世凯政府的批评和抨击，这较典型地反映在对待“二次革命”的态度上。对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张东荪持反对态度，指责“乱党之罪，擢发难数”，并谩骂国民党人有“狼子野心”。但他作《乱后之经营》一文，主要是对袁世凯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忠告。
张东荪认为造成“二次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方面“用人不当，致受人以攻击之资”；“用金钱政策买收伟人，孰知狼子野心，反为其利用”。在于政党方面“大多数为官僚所利用，”“时发其作官热，引起一班激烈者之恶感”。在于军队方面，上自政府，下至军官，“均提倡金钱主义，一般军人只知金钱，不知纪律，不知服从。”所以，他认为治疗之法，最重要者在于“政府当反躬自责，一改其金钱万能之迷信。亲君子远小人，以避物议。”否则，难保不再发生革命。同时，必须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经过详细调查，以定存留；然后，规定全国军事区域，军队数目及分配。
1913年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后，袁世凯极力反对，藐视法律，他所怂恿的一批官僚政客也群起反对，甚至出现了变更国体的言论。这种现象引起了张东荪等人的警惕和批评。他在《法治国论》中提出，要防止野心家利用法制不严，恢复帝制。他认为国家各机关行动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制不严，全侍人治，“或有野心之枭雄，窥窬其间，以逞其私，则帝制之恢复必在立谈倾耳。”他警告人们说：“国体一度既立，则断不宜仍使之漂摇不定。”“国体非可轻易变更，变更则小之国家损失元气，大之顷刻亡国。”认为“今日之中国决不得再有变更国体之举。”对那些主张复活君主专制的主张给予迎头痛击。
1914年1月，袁世凯国会解散，成立所谓“约法会议”，“政治会议”，制定宪法。随后，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组织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也在袁世凯压迫下倒台。这些对张东荪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刺激。他经过短暂的疑虑后，便敏感地察觉到袁世凯有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的野心，于是，他发表《约法会议之商榷》，对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进行批评，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1914年5月，他专门从上海到北京，会晤丁佛言等人，除了商讨创办《中华杂志》事宜外，他们重点交换了对政局的意见。这次赴京，对张东荪思想影响很大，他对袁世凯政府政治腐败、官僚平庸的状况有了体会，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看到了袁世凯专制的野心，基本打消了对袁世凯所抱的幻想，开始为中国共和的前途担忧。应该说，与大多数进步党人相比，张东荪对袁世凯本质的认识还是比较早的。在京所吟的一诗中，他发出了“西山怪底多峥嵘，看尽人间更不平”的感叹；也出现了“我欲渔樵相伴老，人间无复重贻忧”的消极情绪。但抱定“百年兴废属吾曹”的张东荪，并没有真正地悲观与消沉，而是积极努力，加以预防和抵制。所以，此后，张东荪过多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像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专权，如何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两大问题。他所提出的“法治国论”、“对抗论”，主张实行“内阁制”、“地方制”、“多数政治”、“社会与政治分离”等等，其出发点均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