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赞同“政本”论，提出“对抗”论
1913年底，梁启超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对抗论”，张东荪对此非常关注，并大加赞赏。11月16日，他在《庸言》上发表《对抗论之价值》，进一步阐述了“对抗论”的意义。1914年4月，章士钊在《甲寅》创刊号上发表《政本》，提出了“政本论”，随后，又发表《调和立国论》，进一步发挥前文主张。
张东荪对梁启超提出的“对抗论”表示关注，他认为，民国以来，政争不断，都是欲以一势力并兼并其他势力，梁启超有感于此而提出对抗力，张东荪“以为诚今日救国之不二法门也”。但他认为梁并不了解“对抗”论的真谛，“惟细观近日梁任公所言所行，似于对抗之理，尚不得其三味。”所以，张东荪乃作《对抗论之价值》，对其进行阐述。他认为，政治上的对抗，来源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对抗现象，对抗是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理，物理界和生物界都存在着对抗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运用到政治方面，便成为政治上的对抗。他认为，政治上的对抗现象有两种，一是无形的对抗，也称自然的对抗，即“国家社会内各分子互相对峙，而使各不相犯”，其主要是通过一部分人士依靠其所代表的社会各要素，“以谋调和各要素之利益，不使政象趋于专制”的方式展现；“可使国家内社会上各要素之分配利益，恒得平均，而免偏颇专制之弊”。二是有形对抗，也称“容许的对抗”即“政见必有真负二面，遂生相反对之政党，此相反之政党，各标反对之政策以运行，彼此虽为政敌，而必互相尊重。”“竞争于政见政策，互相交替，以促国家社会之发达焉”。西方近代国家的组织就是靠着这样的对抗原理。“泰西各国之所以优越于吾国也，未尝不以常保持此对抗之现象，以演进之。”何以使中国在政治上也形成对抗现象？张东荪提出了三原则：一是相反二势力不可使其中之一居于国家最高机关；二是对抗二势力和平竞争，不得动用武力；三是二势力之竞争在应限制在宪法之下。否则，对抗之势便会打破。
1914年春，章士钊有见于民初党争，乃提出了“政本”论，指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为有容？曰：不好同恶异。”即在政治上必须容许对立面两方同时存在，这样才能互相监督，取长补短，促进政治进步。这与张东荪对抗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论述更加透彻，故张东荪对此十分赞赏，立即发表《读章秋桐“政本”论》，发挥了“对抗论”的主张。他认为，章氏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相同，“章君之所谓‘不好同恶异’与‘有容’正吾之所谓保持对抗也。”他认为章的主张“偏与内而忽于外”，因为“好同恶异之为恶德而摒禁之，此内的也，自律的也，必有外的，他律的同时并臻，然后始得以巩固所谓外的与他律的，即前言之对抗。”所以，好同恶异的恶德必须靠“对抗”来实现，“吾以为与其劝告欲人之同于己者，自敛其心，则毋宁劝告被人强迫而同于人者自振其气以为抵抗。”即“与其希望强有力者无好同恶异之念，则不如期望社会上各分子各要素各固守其政党之部分，保存固有之势力，维持平均之利益而不受外力之压迫为愈也。”他强调指出，“国家社会之进步，在调剂，不在统一；在竞争，不在专制；在活动，不在一定而不变也。”极力主张本“对抗之原理”，促进中国政治进步。
对于“对抗”论，张东荪自视甚高，认为颇得近世西方先进国家政治进步的真谛。若照此进行，民国成立后的政治会慢慢走上正轨的。1915年初，张东荪痛定思痛地追忆说：“捉摸近世文明国之根本意味者，有章秋桐之调和论及不佞之对抗论。不佞非敢自慢，实以为苟不及第二次革命以前，即保持对抗之局，维系至今，断无今日之黑暗可断言也。”对抗论并未能付诸实施的现实，使张东荪意识到，无论是政本论，还是对抗论，都是“社会上政治作用之理法，而非国家机关上政治作用之规律”，所以，“不佞今颇省悟，知泛言对抗与调和，而不从社会活气着想，终为无济耳。”其真正目的在于增进社会活力。这样，对抗论实际上便又与所谓“政治与社会分离”论相联系，成为阻遏政府干涉、培养社会活气的一种手段。
（三）政治与社会分离，减少政府干涉范围
张东荪通过民国建立后的情况，认识到：政治革命必须与社会革命同步，政治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基础，方才会有成功。他说：“吾思之重思之，知非政治改革不可行也，社会未经改良以相适应耳。夫政治与社会相表里，社会程度未齐，乃欲施以理想之政治，鲜有不败者。”他又说：“政治与社会互相因果，固吾人所熟知，然社会必持多数人以为进退，而政治则不必持多数人焉。是故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会之改革者难。特改革易者，其恢复也亦易，故必待改革难者以继其后。夫如是，然后事倍而功半。是以于后进国，以国力发展社会，理之顺也。”开始萌生了将社会与政治分开、以“国力发展社会”的思想。
经过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1915年初，张东荪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自政变以来，国会省会相继消灭，司法政党同趋末运，于此之际，固悲惨莫甚。”经过这些政治上的浩劫，许多人对于政治前途表示悲观，对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失去信心，而张东荪却认为在此悲观中犹有一线生机。他以为民国以来共和制度屡遭失败，“此诸失败与绝望皆可归于吾人认理不真，将事不慎，无备于先，未谋于始，而非真事实上有绝对不可能也。”他认为只要认理真切，“即国家真回生之日也”。同时，认为失败愈多，所得教训愈密，“教训周密之时，即转败为成之日也”。所以，他没有对中国共和前途失去信心。1915年初，张东荪在《正谊》杂志上接连发表了《根本救国论》、《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吾人之统一的主张》等文章，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制治根本论》，主张“多数政治”、“以议为政”，并对“社会与政治分离”主张进行了系统阐述。
张东荪认为，近世文明国立国的原则，在使政治与社会分离，发达社会，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他指出，“国之支柱也，恃国民之人格”，中国国民人格未发达，其原因在于“政治之摧残”，所以，“必政治与社会分离，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他强调，近世文明国所以振兴之故，在减少干涉之范围，而听人民之自由竞争，以得自然发展；政府干涉范围之减少，“乃政治改良之初步也，而优良之对抗现象，即自此而出。”政治上的对抗，旨在养成“社会活气”和“社会生机”，近世文明国首从此点着眼，从而造成了西方社会“其事业乃较政府为多，万事皆不仰政府，而足以自动。”张东荪主张政府减少干涉，“非鉴于今日之政府不能积极为善，吾乃求其消极之不作恶耳。”他的结论是:“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惟由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然淘汰则可养成之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惟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