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明作传，不能不论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出自于中山大学，而王明又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
但搞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又是一项艰难的课题。虽然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党内外、国内外流传甚广，议论颇多，但多有歧义，莫衷一是。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
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但是，这个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说法又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28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陈修良回忆说：
“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
与陈修良同期入中山大学的张崇文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回忆说：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
第二类：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也是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吴福海回忆说：
“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
第三类：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8年入中山大学的李一凡回忆说：
“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从此以后就传开了。”
第四类：有人在大会上提出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后来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毛齐华回忆说：
“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
第二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
“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李元杰回忆说：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说这些人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我也是一个。我们这些人坚决拥护党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组织，而且也不是一直的。”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
在上述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的四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的四位当事人，都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们一致否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的说法，而是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的讽刺，是逐渐出现的。
据我们考证，第一种说法虽然有较多的当事人在回忆中坚持，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难以十分准确，而且有些回忆材料又是相互参考引证，所以，仅靠人们的回忆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从“十天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认为“在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