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纪实》，主要的篇幅用来阐述广州暴动的过程及暴动前后的情况。王明在小册子最后的“附注”中写这：“本文的材料，虽是在半个多月之内，经过好几个朋友的帮助收集来的。但还总感觉到不充分，以后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确的材料时，当再行将本文修改和补充。”但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册子收集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某些材料不够确切，但仍可以看出王明对广州暴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基本认识，体现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结论之中。
王明提出如下的结论：
1．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产物。
2．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一时的战斗，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3．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暴发源于群众英勇斗争，群众为拥护它的胜利而争斗到最后一滴血；它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
4．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
王明对广州暴动的四条结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广州暴动之后发表的决议和声明中阐明的原则是一致的。可是，王明在结论中关于广东暴动失败原因的阐述，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广州暴动失败原因的总结观点，但这些总结中都一致的没有提到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后，应当果断地撤出广州，到广大的乡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无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还是王明，都坚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结论中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 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结论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这些“左”倾盲动的论调，发明权还不是王明。
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式提出了从1925年起就开始酝酿的“第三时期理论”，并把这个“左”倾盲动的理论写入了《共产国际纲领》之中，作为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
“第三时期”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时期：第一时期从1918年至1923年，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尖锐化，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直接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
“第三时期”理论虽然在当时对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及其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从而要求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全面进攻。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左”倾的“进攻路线”，并要求各国党不顾本国实际情况一律贯彻执行。
在这条“进攻路线”指挥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政策都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夸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革命任务上，混淆不同阶段的界限；在革命道路上，提出“城市中心论”；在斗争策略上，实行“阶级反对阶级”，打击中间力量，搞“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组织上，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大搞“反右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
王明是共产国际决议的坚决宣传鼓动者，而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于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还有发展。王明的这本小册子完稿于他回国前的三个多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这种语言都照搬苏联的论述中，人们可以预料，一个奉苏联模式为革命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