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约有五万华侨集中在美国西海岸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仑、圣多谢、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一些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华侨集中的区域叫做唐人街或中国城，有时也称为华埠。旧金山的华埠是美洲各个城市中最大的一个，共有两万多华侨居住在那里。旧金山华埠的主要街道原来叫做杜邦街，后来改称葛兰德路，是旧金山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东方古董铺，普通称为“杂碎馆”的中国饭馆，算命测字的摊子，假借俱乐部名义开设的赌场，供奉中国神佛的庙宇等，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们。有一位年轻美丽的美国女孩曾经告诉蒋梦麟，她曾在一家东方古董铺中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东西，即坐在一朵莲花座上的大佛；她还在一家中国饭馆吃过燕窝、鱼翅和杂碎。她对于唐人街上的一切感到新奇万分，说得手舞足蹈。她的妹妹们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她说，她的老祖母也被她精彩、夸张的形容深深吸引住，从眼镜上面望着她，两只手则仍旧不停地织着毛线。
“你用筷子怎么喝汤呢？”一位小妹妹满腹狐疑地问。
“正像你用麦管吸汽水一样吸汤呀！小妹妹。”蒋梦麟代为回答，引起大家大笑。
还有许多华侨在那里开有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人的洗衣店，因为中国人的洗衣店基本上是用手洗，比美国开的用机器洗大不相同，不仅不容易损坏衣服，而且更加干净。
这些来自“天朝上国”、“中央大国”的子孙们在异国他乡辛勤地劳作着，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进钱袋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对于祖国，尤其是对于孙中山倡导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却慷慨无比，大力资助，或者将这些钱寄回国内，抚养他们的家庭或帮助他们的亲戚。这些华侨大多来自广东，所以广东在近代以来就比内地富裕，除了广东人善于利用香港做生意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素来就是著名侨乡，大量广东人漂洋过海遍布全球，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在侨居地扎根结果，不忘故土，不忘亲戚和乡邻，总是尽其所能援助仍在家乡的亲人。所以，广东的富庶其中有不少来自华侨的贡献。
上千万华侨生活在海外，他们的工作极端辛苦，他们的早期前辈主要就是苦力，他们除了一副身板，一身力气外，别无所有，别无资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像一群蜜蜂一样辛勤工作，节衣缩食，忍声吞气，寄人篱下，受到无法想象的剥削。他们将花蜜从遥远的花朵送到在中国的蜂房，可是他们却得不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几乎成为中国的弃儿。他们又没有携带枪炮到外国来，他们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这些华侨为居留地筑路、开矿、种植树木，以一天辛劳换回几个美金或先令。不错，也有一些华侨，特别是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也有一些人凭借机遇、缘分和精明发了财，住着皇宫一样的大厦和别墅，生活得像印度的土大王。也有一些华侨跻身于中产阶级，买田置产。但是，富有的和小康的华侨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华侨必须辛勤劳作，而且只有辛勤劳作才能糊口，才能稍有积蓄。
在美国的华侨，至少在蒋梦麟留学的年代，基本上没有富裕的或发了财的，当然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华侨都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着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就可以看到沿江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之类，恍惚间，你似乎觉得自己可能正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
有一次，蒋梦麟在萨克拉孟多江沿岸的一处中国城上岸，拜访一位芦笋园主人丁山。丁山是孙中山的朋友，他拿鲜嫩的芦笋招待蒋梦麟，这些芦笋非常肥美多汁，品质一流。后来，丁山开了一间制造芦笋罐头的工厂，所制罐头借用美国商标出售，类似后来的“贴牌”。蒋梦麟知道这些信息后，他总是在想，那些标明美国产品的罐头，可能有很多都是华侨种植和灌装的。丁山赚钱的办法的确好，而且很巧妙。他为工人开设了许多娱乐场所，以为工人辛苦一天，应该有个地方散散心，放松放松。如果他自己不开这些娱乐场所，那么他的工人就会找到他的邻居所开的娱乐场所去。他的用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到他娱乐场所来玩的人，人人都贡献了一点“肥水”，他的财产并没有因为为工人开办娱乐场所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丁山的经营之道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理想，遵循的原则是利人而不损己。
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真不愧为炎黄裔胄。男子留着辫子，女子甚至还在缠足。在旧金山的华侨街头，可以发现卖卦算命的摊子。有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一位来算命的白人说：“好运道，快快的，大发财。”旁边的一位黑人也想算命，算命先生说到此为止，自然太平无事，但是他偏偏要画蛇添足，对黑人说：“快快地，不再黑，像他……”同时用手指着那白人。黑人气得一脚踢翻算命摊子，阿谀过分成为侮辱，此即一例。
根据蒋梦麟的观察，华侨还有许多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鱼、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以及其他从广州或香港运到美国的货色。有一次，蒋梦麟到一家杂货铺想买一点东西，但他的广东话实在太蹩脚，没有使店员明白要买什么东西。只好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太只晓得中国有许多方言，却不晓得中国只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看了蒋梦麟写的文字大为惊喜，她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好奇的人围住蒋梦麟看，有一位稍微懂得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东省城去过没有？蒋梦麟说没有。“那么你去过哪里买东西呢？”“上海。”蒋梦麟笑着答道，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就走了。
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留着国内的旧式教育，学生高声诵读古书，和蒋梦麟小时候读家塾的情形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唐人街的教育似乎毫无影响。这多少暗合了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即愈是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可能更多地保留了中心文化的原初特征。
辛亥革命后，唐人街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因为国内的变化，新来的中国人带来了变化后的中国文化，而且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太急剧了，所以唐人街也在那几年天翻地覆。短短几年，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在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不再缠足，学校制度也在改革，采用了新式课程和新式方法。送到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或者说在文化深层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祖国也在学美国，而且祖国在生活方式上有了重大改变，这些漂流在外的炎黄裔胄终于无法抗拒西方文化的冲击，终于和祖国一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