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完信后，让我立即骑车直奔李先念伯伯家。我见到李伯伯时，他老人家刚吃早饭。李伯伯停下来听紫阳（李伯伯的女儿）念完后，马上就让秘书通知北京医院：“换到干部病房进行抢救！”林阿姨也给林钧材院长打了电话，请求他火速救人。
当我赶到医院，伏身在母亲耳边告诉这一切时，母亲已经无法睁眼作答。只见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上，干瘪的双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丝苦楚而欣慰的笑容，尽管那只是一闪即失，但却永恒地烙进了我的心底。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叹息，更没有一句遗言。
当晚，父亲冒着凛冽的朔风，赶到了医院太平间。看见尸骨未寒的母亲，他泪流满面、嚎啕痛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我只听母亲说过，她与父亲患难一生数十载，拢共看见父亲哭过有限的五次：其中四次是因为领袖、伟人作古，顺序是斯大林、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而另外一次，则是因为痛悼英年早逝的老战友、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伯伯。
母亲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父亲把他对母亲的爱全部转移到我们身上。198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因为吃螃蟹过敏，脸上肿起的疙瘩老高老高的，父亲连午睡也不睡了，一会儿就过来一趟，不停地问问、看看。当时我的心像针扎似的，又是激动又是难过，激动的是父亲的温存体贴让我享受到了寻常百姓家的天伦之乐，难过的是如果母亲还在世，父亲可能就不必为我的这点小病小灾坐卧不安了。
在我和西林调回北京，面临选择具体工作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说过一番话，至今都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我觉得父亲的这段话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父亲告诉我们，“不要到什么大机关去工作，就到最基层的单位去。那里的领导和群众一定会帮助你们，也一定会保护你们的”。现在，我和西林都即将退休。回首我们各自的工作经历，愈加感到父亲的话是那么正确、那么亲切。
我的女儿雯雯那时才四岁多，特别喜欢在沙发上蹦蹦跳跳，还不懂事地用小脚丫时不时踹踹父亲的腰。只要我们一吼雯雯，立刻就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制止。父亲在病重昏迷时，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喃喃念叨雯雯的名字。
母亲走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他躺在病榻之上，做出了一个让老朋友、医护人员和我们都非常惊愕的重要决定：他要重新向党中央暨中纪委写一份报告！这也是他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文字报告。
1983年1月2日，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小便失禁。3日上午，父亲发着烧，侧卧在病床上，他吃力地握着钢笔，慢慢却又重重地在报告最后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7日清晨，我将父亲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送到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郑思远叔叔手中，郑叔叔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楼上。郑叔叔接过父亲的报告，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保证今天一上班，就把你爸爸的报告送到耀邦、紫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