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业到了青岛园林局，园林局的一片坟山，计划改造成植物园，要迁三千个坟。我是技术员，加上另一个技术员，又招了一批工人，都是贫民子弟，和民政局派来的盲流一起干。每天满处转着捡骨头，我负责给尸骨草袋挂标号，干了一年，得到群众认可。1983年局党委书记找到我说，你父亲的文件下来了，恢复党籍。随后我被任命为植物园党支部书记。年底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又把我“化”上了，当了园林局副书记。刚干一年，又提到青岛市纪委副书记工作岗位。但我还是愿意干技术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回归了农业技术口，我认为可以替父亲实现他年轻时的愿望了。
每每想起我们的父亲，我在崇敬和自豪的同时，心中时时感到内疚和心痛。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非常特殊，经历了几起几落。还被“永远开除党籍”彻底打倒过。父亲晚年曾写道：“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方式，并不是一个观念横空出世，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以前，头脑中曾有过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我是在接触正面的、反面的、唯物的、唯心的等知识的过程中，在摸索、比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先哲们，包括孔子，孟子，庄子，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包括释迦牟尼，他们实际上都在考虑一个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而信仰马克思的我们思考和关注的，是所有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中不包含为一己的‘得’‘失’而戚戚”。正是这样的信仰，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非常淡，始终乐观，向上，从容，坦荡，晚年他曾笑谈说：我是来自于民，归之于民。
父亲在政治的大是大非上，态度十分坚定明朗。1966年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江青在台上发难，大声责问父亲，父亲刚要争辩，江青嚷道，今天不和你说了，以后找你算账！父亲接着说“我是随叫随到，奉陪到底”，声音不温不火，态度不卑不亢地顶撞了江青。江青记恨在心，直到1971年华北会议上，江青恨恨地对父亲说“你不是要奉陪到底吗？我今天就要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也称庐山会议）及1971年的华北会议。那时，家里孩子们都走了，北京只剩下表妹小宁。她16岁，父母上干校，家里也只有她一人。小宁回忆道：我每个星期都来看他们。姨父被监管，表面上看不出，他没有长吁短叹，照样打拳，洗凉水澡，进书房。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生活仍旧非常规律。但看得出姨父的心非常沉重，他在院子里走，从会客室走向书房，步子很急，什么也不说，大姨问，他也不回答。父亲当时心情很苦闷，但我们子女都不在身旁，不能替父亲分忧，当然也分不了忧。
1987年，石家庄解放40周年庆典，邀请了父亲这位“老石家庄”参加，父亲的革命生涯中，石家庄是个很重要的地方：1937年1月，父亲由北平调石家庄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又任平汉省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在石家庄遭到日本飞机第三次轰炸后，领着平汉省委的同志撤离石家庄，到阳泉与129师的刘伯承师长、张浩政委汇合，开始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并长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文革”中第二次被解放，又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确定了石家庄取代保定作河北省省会。可是这次40周年庆典却把他放在主席台后排的边上，论年龄、论资历，论与石家庄的渊源，在场的许多老同志都觉得别扭，但父亲处之泰然，看不出任何的不高兴，不自然。过后我们表示不满，他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他很欣赏一句话：“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父亲考虑的和我们的世俗想法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也有未竟的事，也可能有一些遗憾，历史总是这样。
我们思念父亲，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