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小矛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就学习努力，热爱劳动。上小学时小矛写了一篇作文“我最敬佩的人”，她写了父亲。虽然当时她并不懂得父亲为党、为国家在做什么，但知道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写了他如何废寝忘食，又如何忘我地投入工作。父亲教育她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是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持我们抗日的，他们种粮很不容易。在我们家，碗里的饭粒都要吃干净，浪费粮食绝对不被允许。这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每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回来时小矛都向父母“汇报”。她那时一心一意想长大了去农村。上小学她第一批入少先队，当干部，上中学也是第一批入团，当团支委。
小峰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小调皮。一次因为公务员大杨叔叔批评了他，他和小矛趁大杨叔叔不在屋，恶作剧地把地上的落叶堆到他的屋里。父亲知道了，严厉地训了他们一顿，让他们立刻去打扫干净并且向大杨叔叔道歉，要大杨叔叔满意了才行。他们俩乖乖地把地扫了，还道了歉，直到大杨叔叔去对父亲“求情”，才算过了这一关。
1968年小峰当兵去了63军。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父亲亲自交代让小峰下到基层，当一名普通战士。父亲对小峰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
63军是在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 1969年风云突变，要打仗，部队拉到内蒙古百灵庙一带驻守，晚上穿着衣服抱着枪睡觉。离前线一百公里，除了前面有个秃山头，全是平地，要挖很多反坦克工事。正值冬天，住在土坯房里，非常冷，好多人耳朵、脚都冻坏了。那时战士们誓死与国土共存亡，每个人都写了遗书，小峰也写了，放在背包里。小峰什么都争先，训练抢山头，在那么多农村兵中，他爬全连第二。有一天父亲到前线视察，问起来，领导说李小峰不错，准备提到师里当干事。父亲不同意，说才当兵一年半，不要提干。小峰与另一位战友办“猛虎战报”，这是前线惟一由战士办的油印小报。军政治部在包头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每个团抽一个，小峰也抽去了，事后得知，这是提干培训班，几个月采访，小峰干得很起劲。父亲又到内蒙古来了，军政治部说，你儿子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好，可以到军部工作。父亲还是不同意小峰提干，说还应该在基层锻炼。到了1971年父亲受到诬陷，部队让小峰马上复员，还不能进北京，只能回石家庄。陈伯达、郑维山的儿子也都被清除了，是作为干部转业的。小峰是兵，复员费仅够买两身布衣和一些生活用品。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有毒性的苯车间当工人。
“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1971年，11月6日，父亲被发配到安徽六安独山镇，后来又辗转了几个地方，肥东、肥西，都是农村。刚开始，妈妈还被允许和他在一起，也允许孩子们前往。“十大”一开，把父亲划进林彪反党集团，父亲就被秘密关押，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社会也流传一些有关父亲生死的小道消息，父亲被诬陷后曾经说过：我决不会自杀，将来如果听到我自杀肯定是假的。但妈妈和我们子女仍然很焦急。妈妈患重症肝炎，开始住在合肥105医院，随着父亲问题性质的升级，妈妈被从105医院搬出安置在104传染病院，活动也受到限制。为了照顾妈妈，1973年我调到安徽淮南，假期可以到合肥探视妈妈。当时知道安徽省公安厅能有父亲的确切消息，我就找到安徽省公安厅的人，把我平日省下的食油票托他们给父亲捎去。食油票很小，不能夹带什么信息，公安厅的人就没有拒绝。过了一些日子，省公安厅的人把食油票又退还给我，我一看食油票后面有“油票 存”三个字，是父亲的笔迹，知道父亲还活着，高兴极了。父亲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方式，向我们传递出了他的信息。
父亲说过：“历朝历代都有冤案，但共产党不同，当知道错了，会给平反。”“肚里没病，死不了人。”“文革”期间，尽管自己精神很压抑，但这些话常在耳边响起，自己也可以“不形于色”了。1978年从部队转业，给我的评语是“乐观，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