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调爸爸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8月下旬，爸爸忙完江苏省一届一次人代会等工作，深情地挥别了休戚与共五年的南京人民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前往上海。
抵沪后，安排我们住进湖南路262号。这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市军管会接收的房子。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此住过，之后他搬往南京主持华东军区的工作。二野政委邓小平亦曾居于此处。
和在南京一样，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配备的。走进上海的新家，只需把随身带来的铺盖打开铺在床上，把衣服收进壁橱中，把书整齐地码放在书柜里，这个家就一切安排妥当了。所以，当1983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京时，第一次需要置办家具，在中直管理局的仓库中选购了一些从董必武同志的家，从人民大会堂等处淘汰下来的旧沙发、桌椅等等。
刚到上海时，夜空中经常闪耀着防空部队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上海跟南京一样，解放初期，时常受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用飞机的轰炸与骚扰。蒋军飞机从舟山起飞到上海易如反掌，因此随时要提高警惕。一天晚上，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陈扬秘书的夫人孙立娟在屋里边织毛衣，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和五四在阳台边唱儿歌边跳绳。一派平静轻松的和平景象。突然，灯灭了，收音机哑了。是防空部队因发现敌情而实行灯火管制。一个五岁的幼小心灵永远无法忘却那一瞬间：在一片黑暗中的惊慌和对光明的渴望。
爸爸说我们姐弟三人是三个小土包子，需要见见世面。
爸爸请孙阿姨陪同初次来到上海的妈妈和孩子们见识大上海。
爸爸说，带她们去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看看自动扶梯吧。看见人们站着不动，就能随着一条长长的梯道升上了楼，小土包子们大开眼界。这台自动扶梯在当时的中国，只此一处。
爸爸为了帮我摘去土包子的小帽儿，带我下馆子。这是爸爸唯一的一次请我吃饭。这家馆子太气派了！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的圆立柱，带浮雕的墙面，富丽堂皇。这就是上海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是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活动场所。小土包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世面，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紧握着爸爸的食指随他走进宽敞明亮的西餐厅，一边走一边不断有人跟爸爸打招呼握手。我们终于在一张摆着鲜花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前就座。
站在不远处落地窗前的一对衣着整齐、举止文雅的中年夫妇，向我们走来。男士中等个子，戴眼镜，他就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副市长和夫人微笑着与站起身来的爸爸握手，然后把微笑的目光一齐转向我这个五岁的小土包子。在爸爸的指点下，我与他们握手问好。潘夫人听说我是第一次吃西餐，关心地告诉我，使用叉子时要慢一些，注意别被扎到。面对寒光闪闪的刀和叉，不由得不小心翼翼。那把三齿钢叉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炸猪排，扎伤舌头一定同样轻而易举。回到家，妈妈问西餐好吃不好吃，我说好吃，还胜利地宣布，没有被刀叉伤到。爸爸带我去武康路潘副市长家中作客，家中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没有孩子的家庭才能如此清洁规整。潘夫人请我吃糖，剥开晶莹的糖纸，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巧克力的魅力。
1955年初，我们的家搬到武康路2号，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办公的丁香花园仅一墙之隔。丁香花园里有一幢红顶白墙的三层楼房、一座喷水池、一弯碧波、一座小木桥、一只小木船。青绿色琉璃瓦筑就的巨龙伏卧于院墙顶端，在阳光下闪烁绿色光辉，气势非凡。
丁香花园里还有一架秋千，引得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乐而忘返。我虽然自幼胆小，却十分喜爱荡秋千。秋千高飞，被我荡成了与天地平行，也丝毫都不胆怯。一天，我正在荡秋千，突然一个幼小的男孩朝秋千架跑来。秋千上没有煞车，我急得大声叫：“别过来……” 停不下来的秋千碰倒了那个小孩。我吓得要命，忙从秋千上跳了下来。虽然那个小孩并无大碍，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因此斥责我，而是告诉我今后的注意事项，但我惊魂难定，很多天都不敢去丁香花园。
我和妹妹五四经常发高烧，医生建议把惹事的扁桃体割掉。动员我们两人开刀的工作是这样做的：开完刀需要吃冰凉的东西，比如冰激凌。于是我们两个人住进上海市公费医院外科病房，由胡懋廉教授动的手术。当我孤零零地躺在手术台上，看见白衣白帽白口罩，突然觉得，不吃冰激凌也罢。我看见眼前有个带有药味的东西，护士教我数1、2、3、4……我漂浮着进入金星闪耀的无垠世界之中……当我醒来，咽部火辣辣的，吃了一口冰激凌就再也不想吃了。甜的东西吃进去，咽部的异物感更强，每吞咽一次就多一份痛啊！爸爸为了照顾妈妈的身体，对她有言在先，孩子们住院期间不要前去探望。华东医院的护士吴丽娟阿姨，对病床上的我们悉心照料，我们永远难忘，永远感激。爸爸晚上下了班赶来了，他戴着大口罩走进公费医院，来到我们住的外科普通病房。为了哄我们开心一些，他微笑着神秘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件小玩意儿：一只带音乐的打火机。这小东西是很新奇，但是咽喉部的痛楚更加能吸引我们姐妹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