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与欢乐的少先队员们在草坪上席地而坐，高兴地和孩子们谈着话。孩子们无拘无束地说着笑着，向柯市长倾诉他们关心的事情。少先队员们举着队旗，在大楼台阶站成几排，兴高采烈地与柯市长合影。
不知是谁建议把我也叫过去一起照相。尽管爸爸也微笑地向我招手，但我执意不去。我知道爸爸是在工作，小孩子不能随便打扰。这是我们家的家教。当爸爸晚上在家里办公或与客人谈话时，我们四个孩子都会自觉地保持安静状态。以至有些中央来的客人，奇怪地问爸爸妈妈：“你们的孩子们不在家吗？”只有当客人们提出要看看孩子时，我们四姐弟才会出现。
爸爸的接见工作结束了。记者拿着照相机要给我和爸爸也照张相。我腼腆地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我习惯握住他的食指。爸爸微笑着带我走到一棵宽大的雪松前，亲切地蹲在我的身边，拉近父女俩身材的差距。我仍然不肯放开他的手指，有“风度”地接受了柯市长的“单独接见”。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遵守纪律，爸爸又一次让我“参加”了他的工作。
一天晚饭前，警卫员忽然赶回家来对妈妈说：“首长让我回来接小六六去参加招待会。”那天晚上，爸爸在南京交际处的灯光草坪上，招待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及孩子。
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妈妈说不能再给我穿那条“华沙布”裙子了，天儿有点儿凉了。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出一套整齐些的秋装来，因为我的衣服基本上是保姆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制的。我唯一的一套“礼服”，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的夫人徐沛如阿姨送的一套玫瑰红灯心绒面料衣裤。妈妈拿出来给我穿，上衣已经短了，还能穿。但长裤竟然是开裆的！
我无论如何也不肯穿一条开裆裤去“参加”外事活动！时间紧迫，妈妈利索地拿出针线缝合裤子的“开裆”。
交际处的草坪上摆放着一张张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苏联客人们正在与爸爸愉快地交谈，来宾的孩子们在草坪上开心地追呀跑呀。我那时没怎么见到过外国人，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孩子，长得真像商店橱窗里的洋娃娃，看得我眼花缭乱；女孩子们穿着带花边的漂亮布拉基(俄语连衣裙的音译)，看得我好生羡慕。
当外宾们在餐桌就座后，爸爸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趁服务员上菜的机会，悄悄告诉爸爸关于开裆裤的机密。他一听就乐了，非让我起立并转过身去让他检查。他很满意，认为妈妈为我打扮得体。那天晚上，我又紧张又开心。紧张的是，第一次看见有这么多外国人的大场面；开心的是，第一次品尝到炸猪排这道美味。
后来，一位在场的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叔叔表扬我说：“小六六像个小大人儿，表现不错！”
1954年8月，南京的秋老虎气势汹汹。但是，我们家的人谁也没空搭理这只老虎，爸爸依然在忙工作，妈妈在忙着整理东西，孩子们围在她身边无事忙。我们的家要从南京搬走了。
8月底的一天下午，爸爸在南京的工作告一段落，第一次有时间带领全家出游，来到紫金山，拍了几张照片。全家合影中，爸爸身穿白色短袖上衣，手中拿一把油纸团扇；妈妈身穿朴素的竹布色短袖衫，怀抱穿着用手帕做成的肚兜、正在准备啼哭的一岁小弟；我和五四穿着小花裙子站在爸爸妈妈的身前。我和妹妹足登保姆做的布鞋，还用一块半圆形的布头包在鞋头上起到加固的作用。包括爸爸，我们全家人都没穿过商店里买的布鞋，从小就看见家里人用碎布铺陈打布夹纳鞋底。爸爸说：自家做的鞋，好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