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维护专制的基础，包括制度、规范与意识形态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到了清代后期，原有的专制制度、规范人伦的礼教，处处表现出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五四时代的新文化，主要就是针对传统中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这一方面展开批判，意在解放人心，吸收新文明，改造旧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1］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关于社会批判的系列文章，主要是批判传统礼教规范的，如《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自知和终身不业》、《社会——群众》、《社会的信条》、《破坏》等。在《社会——群众》、《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民众的一些劣根性。他认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而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2］。傅斯年在此文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强调了中国当时有群众无社会，整个社会是一盘散沙，这种社会状况的危害，傅斯年没有深论，应该说各阶层民众没有责任心、凝聚力，这是中国落后、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兴社会力量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领地，批判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着力较多，其中包括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规范信条等。陈独秀曾强调指出：“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傅斯年作为激进的青年代表，其批判的重点也集中于此。他在《万恶之原》中曾尖锐指斥名教，“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在《社会的信条》中对传统的信条进行了批评，他所说的信条主要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规范准则和教条，信条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但是当时社会的信条，是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威力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一般情况下，信条应根据社会状况设立，随着社会变化而演革损益，但是信条、规范又属于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信条、规范对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1］ 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第10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2～153页。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一），亚东图书馆1953年版，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