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对人生观的认识主要分为三派：
其一，达生观，以古代的庄周为代表。达生观的主要观念“齐生死，同去就”，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结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没有性质的差别，尧、舜与桀、纣同样“死则腐骨”，没有区别。这种人生观念，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傅斯年对这种人生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人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也是最要紧最关键的是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政治永远是昏乱的。在昏乱政治之下，没有人生的乐趣，也没有了人生追求，生死看得很淡，就形成了达生观。
其二，出世观。出世观又分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中国的隐逸之士，中国传统社会许多隐士，是专制政治消灭个性的结果；后者是佛教思想。
其三，物质主义。中国的物质主义人生观最占优势，中国历代专制政治，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功夫，影响到人生观方面，只要求物质的享受，吃好、穿好、住好，只知求快乐、纵淫欲，精神上的要求、个人修养、快乐、希望等永不会想到，坚持这种人生观的人不仅卑下不堪，有时与猪狗一类动物一样。
其四，遗传的伦理观念。傅斯年认为：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生观念，是传统的伦理主义，认为人是为道德而生，也就是为所谓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道德指明的只有君父，只有制定道德的圣人，而对这些君父、圣人只有无条件的依附，不许存在个人，这种道理根本不承认人生。傅斯年把这四种人生都称“左道”，原因是这些人生观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是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总之，以上所说的人生观都不是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人生观。
对于什么是现代人应有的健康的人生观，傅斯年认为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为了更确切表达这个概念的含义，他又用英文进行了表述：“The.free.development.of.the.individuals.for.the.common.welfare.”［1］对于这种人生观念，傅斯年进行了阐释：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分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怎样能实行这种人生观念?就是努力。实际上，傅斯年是利用讨论人生观的问题，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论，每一个人都要自由自觉地努力去做好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社会富足、发展、进步，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人与社会具有强烈的一体性关系，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
(2).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傅斯年在《新潮》第1～5期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是关于社会政治的文章，主要批判社会存在的问题，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1918年11月写成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充分肯定，并且对世界革命演变趋势进行了积极评价。他在文中首先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他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接着傅斯年对世界革命演进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文艺复兴后，此思想之自由一现于“宗教改革”….…精神上脱离宗教专制，对文化的演进做出了贡献。第二种演变是政治革命，试验者是法国，而现阶段要进行改革的是社会。傅斯年对此论述说：“凡今日之社会，本其历史上之遗传性质组织，多有不适于现在者；或仅有形式而无灵性者；或有许多罪恶凭传之而行者。推翻之另建新者，理想上所有事也。”也就是说，过去的宗教革命、政治革命都没有触及传统的社会组织、规范准则等，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社会革命取得成功，在世界的影响不可限量，所以“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去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2］。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傅斯年的预言是正确的，社会革命在中国迅速兴起，荡涤传统社会的污泥浊水，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夺取了全国政权。可是傅斯年本人的社会革命思想却犹如昙花一现，不论对俄国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革命认识都到此为止，从此以后他转向要求对社会、政治进行和平改革，反对暴力和武装革命，对俄国也渐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3～94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09～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