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旗手
（一）五四运动与社会批判
1918年秋天，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于是约集了二十多位同学，创立了新潮社。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等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决定创办刊物，名称叫《新潮》，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他们的设想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师长的支持。陈独秀表示经济方面由学校负担，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李大钊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编辑办公室。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及发行等有关事宜办妥，胡适答应做顾问。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公布了新潮社21名成员名单及组织章程，宣告该社正式成立，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正式面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傅斯年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学业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儒学向新文化学术的转变；二是由沉浸于学术向关注社会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可从他研究的内容中寻到蛛丝马迹。在《新潮》杂志创办以前，他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自《新潮》杂志创刊，他发表的文章则主要是社会关注和研究方面的，这种转变对他日后社会生活影响甚为深远。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2］中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其中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个责任，这四个责任主要是从学术文化入手，影响和改造社会。
傅斯年在阐释《新潮》的宗旨时明确指出：“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1］傅斯年在宗旨中表达了自己的志愿，即以大学为策源地介绍、宣传世界先进文化，用十年的时间，转移人心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他紧接着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种社会责任，其中三种责任是强调用健康、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社会，提高民众的素质，探索社会“因革之方”，进行社会改革。他在叙述第二种责任时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傅斯年认为：民众的素质低，不能构成健康的社会，也无法负社会责任和义务，行使社会权力，故而将研究社会状况，寻求“因革之方”作为《新潮》杂志的一种责任。
同时，傅斯年还认为，青年学生应能表率社会，负起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他在阐述其杂志第三种责任时，首先谈到当时社会状态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而民德堕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认为，应该培养和表彰特立独行之士，以为社会表率。他举中外之例表述说：“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傅斯年此处特别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特立独行之士，抑恶扬善，表率社会，转移社会，他也常以特立独行之士激励自己。以后的许多时候，他不畏权势抨击社会弊端，其行为都可从他的这种理念中去认识。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79～82页。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