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佛教并不是要否定被当做天皇及氏姓贵族祖先的诸神，朝廷对这种信仰还是强调的。而且，这种佛教并不影响群众的信仰。朝廷建的寺院（官寺）只许天皇和朝廷的贵族礼拜，群众是不许来这里、不许听讲佛经和拜佛的。在皇宫还都是木板或茅草房顶的简陋的房屋，群众又都蜷缩在连地板都没有的地穴式房屋中的时代，群众单是看看这难以想象的大建筑，或者被驱使来从事建房就会对于建造的这一切的统治者的权势以及在这里被供起来的新神感到忐忑与畏惧了。
官阶也不同于过去按“姓”和“氏”结合的方式来确定，而是授予每个人的。在这一点上，则是突破血缘关系以加强官僚贵族秩序的一种努力。但这也并非是取代“姓”而是与“姓”同时并行的。有名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以和为贵”。其目的虽在于告诫王族和诸氏不要争权夺利，但实际上则无非是叫他们承认现在执政者太子和苏我氏的地位而已。第三条的“承诏必谨”和第十二条“国无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条款，用意所在，也是很明显的。
另外，《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及公民本记》这一历史书的编纂，估计也是记载天皇家和各贵族（氏）的家谱和简单的编年史。6世纪时，似乎已经开始编辑了天皇及各贵族（氏）的家谱以及以天皇家的祖先神即天照大神为中心，描述其属下各贵族（氏）的祖先神活动的话本。太子与苏我马子在改编这些话本时，对各贵族（氏）特别是对苏我氏说得更好些，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把现实的天皇及各贵族（氏）的势力关系，从历史上和宗教上再加以神圣化吧。
在这个时代开始努力开展与中国的对等外交。朝廷在公元600年时为使任那朝贡，曾派大军征新罗，一时很像要成功，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为弥补这种军事力的不足，就开展了对中国王朝的对等外交，企图以此压新罗尊崇日本。这样，公元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隋朝。据中国的《隋书》记载，他带的国书曾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翌年，隋派答礼使节赴日时小野妹子亦随同归国。隋使回国时，小野妹子再度随行。这次国书却是以“东天皇著者注：“天皇”一语在中国道教意为统治上苍的皇帝。太子以此语指大王，估计有与中国“皇帝”对抗之意。但国语（按指日本语——译者）却读作sumeramikoto。，敬白西皇帝”句子开始的。在这文献中把大王称做天皇，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很多僧侣和学生都曾随这两次遣隋使到中国留学。但留学的都是外来移民血统，其中还有如高向汉人玄理、南渊汉人请安那样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
与中国隋朝及其使节的来往，并未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实现了对等外交。因为，隋朝在对日本的国书中仍将日本看成是朝贡的附属国。因之，这种邦交虽未能提高日本对新罗的权威，但与倭的五个王接近中国南朝的宋的关系相比，却显示了日本朝廷独立自主的意识。
社会不安的激化与大化政变
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的施政中，虽然也有把日本引向这种新的国家形态的成分，但因他们倾全国之力驱使人民营造大寺院和无益的战争，致使6世纪末以崇信佛教和排斥佛教的政争为背景的社会动荡、田地荒芜以及人民的困苦与反抗就日益激化起来。圣德太子本身也见到路旁的饿殍，但他也只是从佛教角度哀叹而已。太子到了晚年对政治失去兴趣，日益沉湎于佛教。据说，他曾向妃子表示过“人间即现实世界都是虚假的，只有佛才是真实的”。公元622年太子殁，4年后，苏我马子也亡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