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本友人、《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增田涉，曾于1931年3月到12月之间，在上海跟鲁迅直接交谈，过从甚密。增田涉后来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回忆道：“初头的十个月，每天午后在他家度过三小时及至四小时，到了傍晚，也常在他家吃晚饭。现在谈到他，大体是以当时的见闻做中心……”根据1931年这十个月间鲁迅的交谈，增田涉叙述了当时鲁迅的收入与开支概况如下——
在中国仅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只有像他(指鲁迅)那样出名的人才可能，一般的文学家要没有教授、编辑等固定职业是不可能的。他的收入，据我所知，也仅限于版税；稿费呢，像他那样地位的也只是千字二圆，因为他写的都是短文。不成问题，他说，稿费之类大抵让和杂志社联系的青年拿去，自己是一个钱也没有拿。尽管这样，竟然有人谩骂他，说他常写短文是为了“花边”(银圆的铸纹，也就是指当时一块钱的银币)，他很愤慨，就利用了这个话，把当时的随笔集题名为《花边文学》。据我所知，他的收入是靠从前的书——主要是《呐喊》与《彷徨》继续重印的版税。版税是二成五(即25％)，听说那时候在中国是最高的。据说他一个月的用费需要四百圆，那时是昭和六年(1931)，日本钱一百圆约等于中国钱二百四五十圆。生活费二百圆，买书费一百圆，给母亲的生活补贴一百圆。——他说，周作人在北京，不照顾母亲，所以我不能不汇钱去。母亲跟他的前妻一道生活，他寄送生活补贴虽说不是没有理由，但同样住在北京的弟弟(指周作人)不稍微照顾母亲的生活，却是奇怪的事。而当时周作人在四个大学教书，收入不少，而且是可以从容写作的身份。鲁迅却是被压迫、被搜捕的不自由的人，尚且靠一支笔，继续着真正的“恶战苦斗”。只看他连窗口也不能靠近的日常生活，听见只有他每月给母亲寄生活费用，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下册，第456页。
据《鲁迅日记》所载的数字，则24年间鲁迅共收入12万多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而其中耗资13万多银圆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约合1995年人民币46万多元，2009年90多万元，平均每年耗资合1995年人民币2万多元，2009年4万多元。后十年书款更多于前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