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第一项于8月28日执行；协议第二项于此后分期执行，北新书局在本年剩下的四个月内将历年所欠的旧债务约8300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60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1万多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70多万元)，占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根据记载，鲁迅前后支付给杨铿律师手续费约2000圆。
由于这件争端的顺利解决，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小峰负责，例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
依据当时《著作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北新书局和作者签署了协议，鲁迅著作从1929年9月起，必须贴上“印书证”，或者叫做“版税印花”。当时这种保护著作权的方式就是：鲁迅在收到书局的版税以后，按照实际印数将自己设计和专门印制的“鲁迅印书证(印花)”——通常是盖有鲁迅某一专用印鉴的方纸片——交给书局，贴在图书的版权页指定位置上，才能出售。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出版者实报印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杜绝盗版；它不仅保护了作者的权益，而且保护了书商的权益。中国20-40年代图书每次印数通常为一两千册，所以粘贴“版税印花”还比较方便。到50年代以后图书每次印数大量增加，就显得很麻烦，必须改革了。这是后话。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20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我建议，以当事人和证人之闻名、以涉及金额之巨大、以调解方式之成功、以历史意义之深远，应该将此案例写入中国现代著作权史，和大学政法专业教科书。
我还是这样认为：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为后代“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