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1912年通过许寿裳推荐，鲁迅结识了同乡蔡元培。民国初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是蔡元培任命的，在北京大学的讲席也是蔡元培聘用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了14年科长，后来到南下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于是带着许广平到上海，生计成了问题，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这时，又是蔡元培向鲁迅伸出了救援之手。
郭沫若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又靠着蔡元培，把老三周建人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
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范大学版）一书，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与事实不符。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认识，成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常批评国民党派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于台大宿舍被害身亡。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而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
到了12月，鲁迅直接向蔡公写信，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终于，12月8日，聘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