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许广平谈恋爱时，鲁迅就设计过自己的理想：“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实际上他早就向往成为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的自由职业者了。
鲁迅还在广州的时候，就希望在中央研究院谋得一个职位，然而没有多少把握。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介石”，指的是鲁迅、蔡元培、章廷谦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老一辈的学界领袖蔡元培。“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的一种“赏识”，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恶”的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那样，得到蔡元培更多的偏爱和赏识。
对于蔡元培不像“赏识”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等人那样“赏识”自己，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他首先联络的是与自己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场就谈到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党同伐异”的亲密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当时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正在动用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与李石曾有姻亲关系的易培基助他一臂之力。
鲁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地位和学界权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在1927年12月9日写给章廷谦的另一封信中，更进一步贬低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其中“太史”就是指蔡元培先生。
然而，被鲁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没有办党务、办实业和办教育的能力，而且并没有表现出善待鲁迅的真诚意愿。
鲁迅为什么要责骂蔡元培？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