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是1893年间他家拥有的田亩数（当然都是出租的），与鲁迅的说法是一致的。1896年以后，如《周作人日记》所载，依然连续数年向佃户收租，有文字可作依据的，至少延续到1901年。这里还得解释一下关于收租的事。如上所引，1899年12月，他家还收租谷45袋，一袋谷按百斤计，就有4500斤，不低于1893年前的可收租谷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偏低的计算法。上引1899年12月23日的日记就有“租水九分二”之说，“租水”就是实际收租的折扣率，这一年是按原定租额的九二折收取的，比周作人所说的“七折”要多二成二。
也许有人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周作人日记》中所记的收租，会不会是房族中的“祭祀田”呢？看来这些不是周氏大家族的“公共财产”，而是他们三兄弟家的私产。新台门周氏大家族的“祭祀田”有两份，一份是“致公祭”，要27年才轮到一回；另一份是“佩公祭”，9年轮到一回，鲁迅家曾在1893年轮到过。《周作人日记》所记，明显与上述若10年轮到一次不符；再说“祭祀田”既然为房族所公有，一家一户当然是无权出卖的，而周作人记有出卖四五亩，可见这些租田属他家私产无疑。这方面，我们还可从周建人的回忆得到印证——
除公共的祭田外，兴房（即指他家——引者）只剩下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不能再卖了。
这是他家1893年之后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的回忆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尚剩下20亩田，一家人要赖以过活，不能再卖。又参照《周作人日记》所载，可以证明这一情况是维持下来了。
根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大致可以肯定，周氏寡母鲁瑞和三兄弟一家人，在1896年以后，至少到1901年，仍保有一部分田产，每年可收租谷35袋至45袋（约3500-4500斤），以维持全家生活。由此可见，周家里虽然日渐败落，但尚未完全破产。（以上引用“1881-1902年周家的经济状况”及“鲁迅的故家”中的资料。）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少年时代的创伤经历可再往前追溯，那时他们的祖父刚下监狱，家里怕小孩子不适应本家势利的嘴脸，把周氏兄弟寄养到外婆家：
我（按：指周作人自己）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