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唐宋文明，墨菲有深入、平实之论。他看到，统一的汉帝国崩溃后，经过近400年的分裂与动乱，到隋唐帝国时期，中国又恢复了政治统一。隋唐帝国的建立，把中国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多方面具有建树。墨菲看到了中国社会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当中，叙述的重点并未放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史上，而是对多种因素进行思考。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唐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亚洲的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荟萃于此，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第195页），唐代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他所称的“黄金时代”。他是这样评价宋代社会的：“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都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第198－199页）这一判断符合宋朝的实际情况，也与中国学者近年的研究大体一致。
关于宋代对外交通、科技与贸易，墨菲有惊人之论。就大多数研究东方历史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东方历史文化纵深研究有余，而对于东方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交流的横向研究相对不足，相比之下墨菲在此方面有一定的贡献，涉及对外交通、科技、贸易、哲学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显然是西方学者中的佼佼者。在书中我们看到，宋代的对外贸易已经有了重大发展，中国商人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参与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建立，东南沿海城市出现大量的外国商人，从事东西方贸易交流，据说当时宋朝收入的五分之一来自海上贸易；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出现了众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农业生产、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都有新式工具出现，期票、信用证以及纸币的发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第201页）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宋代社会提供了清晰的图景。墨菲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历史学者，也是一位严谨的地理学家，因此在对历史进程的把握上接近了历史的真实。
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与科技，《亚洲史》有许多亮点。墨菲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并没有把明清社会的500年历史看成是停滞或倒退，而是在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明清社会的一定成就。与日新月异的欧洲相比，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展相对缓慢，欧美国家在经过工业革命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而中国仍在旧的轨道上蹒跚而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明确指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巨大世界，直到1500年代末，事情运行得很不错，整体上繁荣使大多数人民满意。”（第287页）他这样解读东方历史就突破了旧框架，形成独成一体的编写新框架，确立了科学、严谨的亚洲史编写史观。在这种评断下，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认为明朝是中国的“新辉煌”。这种“新辉煌”包括中国在当时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造船技术，郑和七下西洋时使用的多层甲板船能运载500人，长400英尺，载重量达500吨，其速度比一两个世纪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还要快。这说明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财富长期积累的支撑，是很难有郑和七下西洋空前壮举的。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许多表现，农业单位产量、国民生活与城市发展等在当时都处于世界上游水平。不难看出，这些都是本书的独具匠心之处。
《亚洲史》对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和人口增长情况也有评介。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清代商人较之明代有较多的商业机会，中国同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贸易增多，并保持了对外贸易的顺差，耐人寻味地指出：“整个对外贸易额看来显然超过了欧洲，规模更大的国内商业和城市化达到了新水平……外国白银不断流入以支付中国出口货，包括现在运往西方的茶和丝绸，使中国赢得巨额贸易顺差。”（第356页）这显然是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符合东方古史记载。在整个东西方贸易格局当中，东方国家处于出超地位，除了大宗的丝绸和茶叶外，还有瓷器、陶器、古董、药材和书籍。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也是数千年来绵延不绝、不曾中断的文明。这些对广大读者来说都是新颖而大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