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得性无助的研究表明，面对无助之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陷入抑郁，自尊下降。反之，在有效抱怨之后，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提升自尊。但是如果解决的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人们依然会在感情和心理上受益。萨拉抱怨疗法的结果令我十分振奋，因此我热切盼望着下一位患者，希望可以继续探索这种疗法的成果。
就在萨拉告诉我她开始约会的喜讯的第二天，我会见了一个叫史蒂夫的患者，他五十二岁，是一名律师助理，一个星期前刚成为我的病人。他就是我常说的那种“被迫者”。“被迫者”通常不是因为自己觉得有必要才来治疗，而是受迫于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绝大多数夫妻治疗的案例中，夫妻双方总有一方的积极性会胜于另一方。但通常“被迫者”来治疗时，另一半却没有陪伴在其身边。这些“被迫者”多数是在经历了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夫妻关系紧张后才不得不来见我。妻子们总是不断强迫丈夫，直到丈夫最终屈服，同意去见心理医生。
“被迫者”第一次会诊的时候会表现得愤愤不平，说他们并不想参与这个治疗，举止间也往往不太配合。这很自然，因为从“被迫者”的角度来看，我显然根本不了解他们家中的争吵等各种戏剧性的故事。通常，正常的疗程中立刻激发患者在婚姻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被动攻击性表现。而面对“被迫者”，最好的办法是耐心等待，这样他们会比较容易开口。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做诊疗。史蒂夫起初一直都没有看我，我的问题提出之后他瞥了我一眼，又皱着眉头把视线移开，小声而含糊地说道：“有人说我太暴躁，很自私。”他的口气表明他并不承认这两点。
“谁说的？”我询问道。
“我妻子吧，我想。”他愤愤不平地答。
“除了你的妻子，还有其他人认为你很暴躁很自私吗？”
史蒂夫的回答是：“没有。”
“那么你认同你妻子的观点吗？”
史蒂夫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
因此，我推测，在史蒂夫的婚姻生活中基本上都是他的妻子在说话（“被迫者”通常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不想让自己说得太多而超过他说话的量，这样会助长婚姻生活中妻子的压力对他的侵蚀。所以，我侧着头，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史蒂夫又耸了耸肩。我继续保持沉默，倾听着。最后，他说：“我想……”
“似乎你想说‘不是那样的’。”我接着他的话说下去。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听起来似乎你并不同意你妻子的论断。”
他又耸了耸肩，我等他开口。最终他说：“每个人都有暴躁的时候。”
“就像我所说的，史蒂夫，你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是我的病人，而你妻子不是，所以你完全可以告诉我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我不知道。”史蒂夫说，“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好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身上至少有一个问题。”我提出异议，“当你不认同你妻子的时候，你似乎不愿意告诉她，比如，关于你是否暴躁。”
“我告诉过她我不暴躁。”
“但现在你还是身在这里。”我轻柔地说，“史蒂夫，因为妻子的坚持而不得不坐在我的诊室里的丈夫，你不是第一个。你的妻子觉得你太暴躁、太自私，于是让你到我这儿来，为的是让你把它们改掉。对此我充分理解，同时，你心里虽然抵触却还是说服自己到这里来了，我也十分赞赏。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
“那么现在你想怎样？”史蒂夫问，语气中带着挑衅。
“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或许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而不是从你妻子的角度。可以吗？”
史蒂夫点了点头。
于是我说：“好的，那么你聊一聊你的家庭生活吧。但记住要从你的角度去说，我要听你自己的想法。”
史蒂夫点了点头。
“太好了，那么现在就先说说你的婚姻生活吧，好的、坏的、丑陋的，都说说看。”
史蒂夫以他非常拘谨的风格开始了他的讲述。不出我所料，他说的内容好的不多，几乎全是消极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极丑陋的。委屈和挫败感在史蒂夫的心里囤积了十五年之久，但我敢肯定他从未和妻子提起过。他不堪一击，声音听起来十分抑郁、焦虑，缺乏安全感，又有点自卑，而且他体重明显超标，蓬头垢面。史蒂夫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身心健康了。
他还说自己在前一年就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心血管疾病，医生曾告知他正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但现有的饮食习惯和伏案久坐的工作方式，史蒂夫都无法改变。当我听到这些，我感到万分忧虑。他患心脏病的危险比他意识到的要高得多。
史蒂夫是一个典型病例，健康心理学家将其称之为D型个性——D代表抑郁。具有D型个性的人一方面感受到大量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又无力表达出这种情绪。他们像闷葫芦似的把内心大量的不良情绪统统憋在肚子里，因此，在面对相同基本风险因素的前提下，他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D型个性者的四倍。在史蒂夫的例子中，教他表达出自己的抱怨（负面情绪）不仅能改善他的情绪，帮他找回自尊，还很可能救他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