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首次全国性运动会。因为受到国人自办第十届华北运动会的影响和张伯苓的再三呼吁，此届全运会改由浙江省政府筹办。为了与远东运动会接轨，首次改为按省、市为单位报名，共有湖北、广东、香港、青岛、安徽、江西、绥远、辽宁、福建、湖南、东省特区、山东、河北、陕西、浙江等地的男女选手共两千余人参赛。男子组竞赛项目为田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8项。女子竞赛项目为田径、篮球、排球、网球4项，另有男子自行车、国术和女子舞蹈等表演项目。天津夺得篮球、网球两项冠军，总冠军被广东夺得。由于组织不善，比赛混乱，各队的抗议声不断。其中一名发令员因失误过多，竟被运动员“赏了一记耳光”，而一名足球裁判被队员追到上看台，打得昏迷不醒。
在旧中国的七届全国运动会中，张伯苓均以总裁判长的身份出席。这期间有成功的第五、第六届，也有糟糕的第四、第七届。他总说，干了这么多年体育，让我最头痛的就是裁判工作。1930年4月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期间，裁判工作遭到质疑。身为总裁判长的张伯苓深有感触地说：“开一个运动会就好比唱一出戏。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也就如同生、旦、净三种角色。譬如唱《二进宫》的三个人，一个是生，一个是旦，一个是净。三个人都要各卖其力，希望得到圆满结果。如果一个角色松松懈懈，不好好地唱，那么，全剧便要因他一人而败！所以，三方面的人都要团结合作，共力悉敌，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一个运动会或比赛，便和唱一出戏是一般无二。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都要各尽其职，以期有良好的收获。所以说，开运动会是与唱戏是异曲同工的。”张伯苓正是从这三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要求裁判员公平、公正、严明，一丝不苟，为运动员积极参赛和发挥最佳技术水平创造良好的条件。
为了提高裁判员的水平，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的张伯苓，请全国体育专家参阅国外规则，制订了一系列适应中国人的比赛规则，对执法全运会的裁判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和严格考核。1933年10月1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身为大会总裁判的张伯苓仍深感责任重大，上届全运会的种种不愉快场面仍历历在目。在张伯苓的提议下，大会专设了裁判委员会。10月9日上午，张伯苓专门召集了所有执法裁判员开会，强调了三点意见：一是希望所有裁判员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善始善终，团结一致，绝不能因裁判员的失误再发生事端；二是如果裁判员判罚有误，或各代表队领队、运动员对裁判员判罚提出异议，应一律提交裁判委员会裁决；三是要向运动员广泛宣传倡导运动第一，争胜第二的理念。当天下午，他又召集各代表队领队开会，详细解释了一些技术上的规则和程序，如纪录成绩单必须经总裁判签字方能通过现场广播对外公布，运动场内只允许裁判员、比赛运动员及指定特许摄影记者入内等。最后强调，比赛中各队如与裁判员判罚有争议，或裁判员不能做出裁决时，任何人不能在现场发生争执，一律提交裁判委员会开会讨论，最后由总裁判签字决定。期望所有参赛队、运动员要赛出风格，勿为虚荣而丧失人格。
由于有了充分的会前准备，这届全国运动会是组织最好、裁判争议最少的一届赛会，许多运动员取得了佳绩，共打破25项田径、游泳全国纪录，刘长春100米跑10秒7，200米跑22秒l，郝春德跳远6．912米，香港女子游泳选手杨秀琼初露头角。上海队获得男、女两个总锦标。大会期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会章，改选董事9人，张伯苓仍任会长，主席董事为王正廷，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
第六届全运会于1935年在上海举行。国民政府出巨资，在上海江湾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体育场，并附有游泳池和篮球馆，可容纳观众6万余人，为当时远东之最。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运动会总裁判张伯苓的努力下，这届全运会第一次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举行，参加办法、比赛规则、录取方法更加规范化。由于政府颁令各省市召开地区性运动会进行选拔，因而使本届大会超过了历届规模，计有38个省市的男女运动员和工作人员2700余人参加。这届全运会共打破19项全国纪录，上海队蝉联男、女总锦标。运动员入场时，东北五省市运动员身着丧服，队旗黑白各半（以示白山黑水之意），最让人难忘，当时全场数万观众目睹此景，无不悲愤而泪下。
运动会召开期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修订的会章，将会长名义取消，主任干事改为总干事，董事名额增至15人，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等继续当选该会主要负责人。
由于抗日战争等原因，全国运动会中断了十余年之久。1948年5月5日至15日，面临覆灭命运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安定人心，掩饰其政治、军事上的惨败，在上海举行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由于交通原因，大部分裁判员由沪宁杭三个地区的体育人士担任。因为这届大会准备不足，组织不力，裁判地域性强，组织官员贪污中饱，造成运动会一片混乱。田径场第一天就塌毁了3处，摔伤的观众哭声震天。运动会伙食太糟，裁判员吃不饱，带着情绪执法比赛，后果可想而知。运动员在场上互相殴打、打裁判之风盛行。由于物价飞涨，各代表团经费紧缺，华北和东北17个单位选手来比赛时即无路费，上海市长吴国祯派军舰将这些选手拉来。运动会闭幕后，这些选手无人管，只得在报上呼吁“请援助选手还乡”，最后由轮船公司和一些“善心人”慷慨解囊，才使北方选手得以回家。
尽管这届运动会可以用“乌烟瘴气”等词汇来形容，但仍有一幕让数万名观众动情而落泪，成为仅有的一点亮色：在大会闭幕式后，担任裁判主席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张伯苓要求与运动员一起向观众致谢。也许是老教育家对时局做了又一次深邃的预测，只见两鬓斑斑的张伯苓手挽运动员缓步绕场一周，其间几次停下来，向台上的观众深深地鞠躬，他像是为这届运动会不成功的裁判工作向大家道歉，像是对国人多年来热爱体育、支持体育的致谢，更像是他对近代中国体育事业深情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