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张伯苓与孔祥熙曾有旧交。1918年4月在太原举行的运动会上，身为总裁判长的张伯苓与前来接待的孔祥熙初次相识。1936年西安事变中，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曾电请张伯苓赴西安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由此二人关系更近一层。1939年，孔祥熙因推进中国体育发展的“突出贡献”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为在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发挥过一定作用。正是基于上述私人关系和孔祥熙“关怀民族健康，热心体育事业”，张伯苓才致函孔祥熙，恳请他尽量筹拨补助费，以维会务而利国民体育之推行。
不久，孔祥熙复函称：“已饬财部增拨20万元，并分行各机关知照矣。”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日趋开展的工作，以及在全国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这20万元补助费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7月25日，张伯苓硬着头皮再度向孔祥熙求援，其信函里一方面感谢孔祥熙“赐拨一次补助费20万元”，另一方面恳请孔祥熙设法追加补助费35万元。11月13日，孔祥熙复函，允诺再拨补助费10万元，并加入下一年度预算。然而，据档案记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未收到这10万元，孔祥熙给张伯苓开了空头支票。
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也要开展工作。于是，1943年10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行了第一次理、监事联合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募集体育经费500万元的运动，会议推举张伯苓、朱家骅、吴铁城、张治中、沈鸿烈、商震、郝更生、马约翰、董守义等9人为筹集委员。此后，协进会的经费多由该会向社会和热心体育人士募集而来，张伯苓等人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苦苦支撑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生存和发展。
张伯苓、董守义等凭借筹集来经费，率领着该会会员，主办全国巡回辅导团，指导成立各地分会，会同重庆体协推行各种社会体育活动，编印中华体育通讯，审订各项运动规则，协助各机关办理体育比赛，会同策动体育界从事推动全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正是由于张伯苓、董守义等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才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工作不致停滞，才让全国的体育运动在这血雨腥风、民族危亡的八年里日益勃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政府还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工作恢复正常，复员南京。复员后，由于人力财力的严重缺乏，该会所遭遇的困难实不在抗战时期之下，但张伯苓、董守义等仍没有一丝懈怠，一方面重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建立关系，一方面与政府及社会热心体育人士密切联系，筹募经费，一方面派遣该会干事分赴各地组织分会。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即先后在平、津、冀、穗等地建立分会十余所。一年后，又依靠各方捐款，在南京剑客路兴建了办公房和职员宿舍，还购置了两架电影放映机，体育活动影片数十种。直到1947年初，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该会才在新址正式开始办公。
此时，张伯苓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但仍参与筹备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工作。1948年5月12日七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该会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改选了理监事，修订会章，研讨工作方案。
自1910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北洋军阀和其后的国民政府没有任何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惨淡经营了三十九年。正是靠了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董守义等一批热爱体育的有识之士，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毅力苦苦支撑，中国体育才能从无到有，从无机构到有组织，从国内到国外，从弱小到强大。他们功不可没。
我国著名体育专家郝更生评价张伯苓的体育功绩时说：“中国近代50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