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介石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与此同时，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延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德国外交部长向中国驻德大使指出：“我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努力，也不能再把日本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
之后，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中失利，上海失陷，首都南京门户洞开。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37〕这就是说会议上全体一致，没有任何反对，原则上决定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最后总结了两条意见，即：“（1）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2）华北政权要保存。”
当晚，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即“可以将日本所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强调“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并再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外交部长报告了会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接着，蒋介石谈了中国的意见：“（1）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2）华北的主权和完整……独立不得侵犯。（3）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4）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
陶德曼在电报中报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关于第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但希望日本也这样做。关于第二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蒋介石答应，假如要选派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是反日的。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底。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陶德曼在电文中强调说：“蒋介石最后再三地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
而此时，日本国内“鹰派”开始占据主流，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修改了原先的和谈条款，使其内容更加苛刻，除了原来的要求之外，要求蒋“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