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认为中央没说到的就可以干。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地方上思考问题的角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考虑“中央不让干什么”，现在则转到了这一思路的对应面：“只要中央没说到的就是可以干的。”正因为如此，不少地方都拿起了打“擦边球”的武器。还有一些“变通”干脆连“边”都不愿意“擦”：以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为标准，随意解释和“变通”中央政策。有些地方、部门“变通”中央政策，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这便是：第一，“法不责众”。许多省市认为，自己省过去老老实实按中央政策办，结果吃了亏，而搞“变通”的地方却占了不少便宜。现在大家排成横队过路口，一起“闯红灯”，中央也没办法评判。第二，只要经济上去了，“一俊遮百丑”。有的说，不管上面怎么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干，只要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变通”能够作为一种“经验”迅速在全国风行，不是偶然的。全面透视这一社会现象，深入剖析它产生的背景根源，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至关重要。“变通”辨析有些学者和领导干部认为，“变通”中央政策的“经验”能迅速为许多地方所采纳，说明地方的要权意识在不断强化。
他们说，我国的商品经济是在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下孕育发展的，因此，要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势必要突破某些旧体制设置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的框框，因此，“见到红灯绕道走”等“变通”措施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各地许多成功的实践，都是有力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和领导者认为，各地对“变通”经验的迅速接受，既反映出中央宏观调控和指导不力的问题，也反映出地方自行其是的冲动。由于“变通”本身没有度的限制，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些地方不讲纪律，不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号令的托辞。有些地方采取“变通”措施，并没有按程序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就扩大了“变通”导致的随意性，使宏观经济出现失衡的态势。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对记者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还有的领导说，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里面就谈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应该怎样处理？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一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变通”现象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律责怪地方“不守纪律”、“不听指挥”。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的某些“一刀切”的规定，不符合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地方的官员感到为难；有些地方就某一问题请示上级，却迟迟不见具体可行的答复，被逼得只好自行其是。例如，1986年，边疆某省准备用一批西瓜同邻国的边境地区进行小额易货贸易，报告送到国家有关部门，两个月后还没有听到回音，结果西瓜都烂掉了。1987年他们不再请示报告，自行进行易货易。另外，有些领导部门在执行政策规定时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难以服众，也为下属单位的“变通”制造了条件。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环境面对这种“变通”的潮流，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对策。有人说，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顺应自然。如若再来个“一刀切”的话，很可能要“切”掉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多的人则认为，尽管“变通”的程度及缘由各不相同，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不听中央的话，不遵守纪律，把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
而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该统一的必须要统一，这才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力量，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因此，他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说：“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只用一个尺度不行，但是没有统一尺度也不行。”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这在现在、将来都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该“变通”的就要“变通”。但是，要是不分条件、不分地区、不分内容地“变通”，则有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这套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缺乏制约能力；法制中的实质问题是各级政府要守法，依法办事，胡来并不是搞活。重庆市委书记肖秧指出，国家机关应切实解决在决策程序、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使宏观指导更得力；现在中央需要树立高度权威感和进行宏观管理；该管住的绝不能含糊，比如国家对重要物资的控制一定要非常严格，要像管黄金那样管好。
福建省委秘书长赵学敏认为，政令统一，齐心合力，是我们目前渡过改革难关的重要法宝；做到这一点，光靠发文件不行，一定要狠抓落实，言出法随。改革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某些失衡状况，正是达到更高层次动态平衡的前奏。经过这个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过程之后，我国必定会沿着改革之路阔步走向明天。我们和所有被采访过的人一样，对此充满信心。(本文公开发表于《瞭望》杂志一九八八年十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