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割据引发的地区保护倾向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规则的反抗和强制修正。“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开放与割据1988年以来，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经济中的过热空气，压缩基建规模。记者在东西南北得到的却是三种相映成趣的答案。在南方某省，有人说：不是说我们是“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吗？怎么干涉我们自己的事，国家管这么多干什么？
在华东某省，有人说：我们自己花自己的钱，又不要国家投资，盖房子建厂的自由还没有吗？在西北某省，有人说：前些年搞基建，人家“见了红灯绕道走”，经济上去了；我们老实，却被狠狠地一刀切下来，好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又亮“红灯”了；看来我们也只好“见了红灯绕道走”啦！看来，基建规模久压不下，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其背后，在各自颇有道理的争辩之中，我们看到了深一层的动因：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和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建立与调整，如何处理好地方分权与全局所需要的集中方面的问题已见端倪。现象种种1988年6月，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负责人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区域和省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省纷纷采取经济割据政策，这一倾向会不会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据了解，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他的疑虑代表了西方许多高层人士的看法。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培兆教授告诉记者，前不久来访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两位教授认为，中国有许多“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省一级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一个州的权力还大。外国人看中国，因种种因素限制，也许有失之偏颇之处。
但国内许多从事领导工作、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也认为，地方分权与全局集中之间出现的问题已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突出问题。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了种种以维护区域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现象：第一种表现是：在市场上，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各种“大战”遍及全国，愈演愈烈。围绕农副产品收购展开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苧麻大战”、“山芋干大战”等，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风潮，而围绕有色金属等紧缺资源的“大战”则逐步升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许多省常备不懈，动用了大量人力，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境戍边”。
1988年，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为了防止蚕茧流往外地，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出境检查。南方某省的一些地方，以每天5~6元的高价，雇农民巡守五百多公里长的省界线。由于保护资源一方严加防范，自然增加了抢购的难度，从而使得抢购一方更加不择手段。记者在四川采访时，正值一年一度的“生丝大战”，记者看到，虽然四川省各级政府严禁生丝外流，但广东省一些单位却用高额回扣，甚至使用军车押运等手段，有效地瓦解了四川省的防线。封锁与抢购，有人归因于“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有专家指出，这种“贸易保护”与国际上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政策”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封关设卡的一方并不是为了抵制域外制成品的倾销，而是为了使本地资源不致外流；二是抢购一方的目的也不都是将原材料主要用于本地加工业，而是用于出口以换取外汇。因而这种抢购带有强烈的阵发性和无规则性。第二种表现是：立足本地，搞小而全的生产体系。由于国内原材料资源短缺，不但导致争夺加剧，而且激发了各省市的自给自足意识。
盛产羊毛的甘肃省，原来毛纺织工业的基础并不雄厚，但近几年来，毛纺企业发展到三十来家，其中仅毛毯厂就有16家，年产量达280万条，位居全国第二。毛纺加工业的发展，使甘肃迅速由羊毛输出省变为短缺省。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告诉记者，广东是资源严重短缺的加工省，面对原材料越来越没有保证的形势，广东准备投资几百个亿，在省内建设起化工原料、有色金属和化纤等原料生产基地，力求早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第三种表现是：各自为政，强化块块权力。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为了使割据行为规范化、合法化，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顺利实施，一些省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针，特别是强调区域内的政令统一，要求“条条”派驻的分支机构无条件地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
如某省就曾发出文件，重申“政令统一”，同时要求中央派出机构“正确处理好条块关系，从我省的实际出发，确定相应的贯彻落实措施，扶持生产，涵养财源”。对于上述种种现象，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深表忧虑。但无论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确定我国未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出发点。学者和领导者的评价我们所采访过的一些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旧的产品经济的管理模式已被改革的强力所破坏，而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因此，新旧体制因素并存必然带来一些混乱；另外，地方自主意识增强，也正是改革之初给地方放权让利所要达到的效果。因此，上述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地方自主性强的一种必然表现。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那么，对于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呢？一些省市的领导者和专家学者们认为，承认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并不等于承认我们对其无能为力。人们感到忧虑的是将来。扩大了地方自主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为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一些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正在致力于发展本省的加工业，原料调出量日趋减少，使不少原来依靠这些原料进行生产的外省加工企业嗷嗷待哺。有人预言，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国家早先投放巨资建立起来的加工业基地将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而国内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分布等也终将成为泡影。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中央宏观调控手段的削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向“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向努力，加上其他原因，使中央宏观调控机能的作用越来越弱。有的专家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些省市具备高速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而有的省市却是在人家高速发展的强刺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在经济上搞“强行起飞”，结果使已经过热的经济空气非但未得到压缩，反而进一步膨胀，而中央对这种并不正常的状态却没有更有效的调控办法。如果按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搞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给整个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角度对产生上述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社会土壤进行一番分析和探究。原因初探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央权力的下放强化了地方的自主意识，条条的权力则在逐渐被分解，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没有及时跟上。过去，我们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富了地方上才能富，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靠的是计划经济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水龙头”握在中央手中。现在情况不同了。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之后，地方的自费改革措施更离不开钱，如果地方上财力不足，不仅改革步伐不能加快，而且资源、人才和资金还容易向其他地方流走。
为了在角逐中稳住阵脚，防止出现富的越富、穷的更穷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对地方经济利益特别是财政收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领导的屁股自然易于坐到自己的板凳上。利益问题一突出，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获利就成了各省首脑会议上经常议论的话题。人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因为商品严重短缺，只要从事加工业，即使管理水平低，也不愁没钱赚。因此，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工业到乡镇企业，虽“觉悟”有先有后，但最终都选择了大力发展加工业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