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鼎故革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1978年，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儿孙纪念的一个划时代的年头——漫漫近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为图中华腾飞，向世界主动开启了紧闭多年的国门。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一个复杂纷繁、光怪陆离的世界猛然呈现在一个因长期闭关锁国而十分缺乏心理准备的民族面前。
因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心理落差，其冲击波，不仅蔓延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还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亿万民众日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摇撼；传统，出现断裂；习以为常的和谐、平衡，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排列组合……广州，这座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的古老城市，须臾间，由金锁铜关变成了开放前沿。八面来风，首当其冲，她承受得住这强大的冲击吗?人们议论纷纷，替广州担忧。借助这个窗口，外国人要认识的是竹幕打开后的偌大中国；借助这一前哨，中国内线地带的民众关心的却是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第一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悲叹：社会主义的广州这下算完了1978年，开放前夕的广州，伤痕累累。
十年浩劫，广州人罪加一等，一个海外关系“罪”，几乎使家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磨难和牵连，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刚着手平反昭雪，许多人伤未结痂，不少人心头还在淌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乡经济长期停滞，安置青年就业成了一大难题，50万知青盼望回城，20万待业青年等待就业。这，就是“文革”留给广州的两个经济“硕果”。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在这种背景下打开了。音讯隔绝多年的海外亲友们蜂拥回来了，一个活生生的西方被带了进来：从“三五”牌香烟到精巧玲珑的电子打火机，从折叠伞到电子表，从录音机到电视机……从小玩意到大家伙，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吃惊眼馋。海外来客处处显示出惊人和不凡的气派。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衣锦还乡、一掷千金的人中，不少人几年前也曾作为一名知青，在海南热带丛林中刀耕火种、开荒垦田；可是，当他们的那些留在国内安分守己的战友、同伴大多还在为求一席生存之地而苦盼、奔波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却“发”了……各种信息似乎都表明：海那边，好地方。
羡慕引来向往，失望诱发悲观，反差愈大情绪愈烈。1980年，广州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广州好还是香港好”的讨论题，力图通过讨论将广大青年引导到热爱社会主义的正路上来，结果适得其反。学校里，老师说广州好，学生说：我亲戚前年偷渡去港，走时两袖清风，回来却发了，月收入是我爸爸的十来倍，香港好还是广州好?老师语塞。社会上，待业青年说：如果边境放开，80%的青年都会跑出去……讨论进行不下去，只好半途收场。“外逃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是1980年前后。广州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想往外走。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通过合法途径出不去，就成帮结伙，走非法偷渡这条路；身体娇弱的大姑娘偷渡不成，就开“南风窗”，通过婚姻这条路达到合法出境的目的。“在那时，二十来岁的黄花女外嫁六十来岁的白首老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这下算完了，社会主义的广州算完了。”
广州团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很乱，我们这代难道就如此弱不禁风、一冲即溃吗?难道社会主义真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冲击吗?有人说，如果不开放，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来！难道真的是门开错了吗？！”正当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时，省、市领导拿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我们落后才实施对外开放，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要除旧布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1982年前后，形势出现转机，偷渡风逐渐平缓，以前外逃港澳的人出现回流势头，党政干部也不再惊呼年轻人“信仰危机”了。奇迹是怎样产生的?人们环顾四方，通过冷静审视之后，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找到了。在广州农村，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农业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昔日被衣食所迫的千万农民，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基本实现了温饱，有的还进实现了“小康”。农村这个大头首先稳住了。
在郊区县城或街道小巷，借助对外开放政策，迅速崛起了众多带有现代化色彩的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停滞了多年的广州经济开始复苏。广州城区通过不断放开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给衰竭的经济注入活力；个体经济异军突起，个体户大军依托农村丰富的土产，开起了成千上万家大小排档，撑起了“食在广州”这块金字招牌。一个百业兴旺的广州已具雏形。“休养生息”政策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这个背景下，50万知青得到了充分消化，20万待业青年实现了妥善就业。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格局初步形成。是改革支撑住了广州，是改革产生的巨大威力增强了广州人的自信和对外来冲击的心理承受力。冲击波就这么过去了，今后，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第二次冲击波袭来对，有人惊叹：社会主义的广州全盘港化了就像阿拉丁神灯高悬于广州上空似的，三四年前，对电视机、立体声录音机还很陌生的广州居民，在1983年前后，竟呼啦啦一下子基本普及了电视机、收音机，“遥控”、“调频”、“四喇叭”、“双声道”等电器专用术语，成了妇孺皆知的生活常用词。
电视、录音机等现代传播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广州居民的消费水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物质文明建设获得了质的飞跃，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具备了较高的物质保证。这本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大好事，可是，当人们兴奋地开启各种电器时，却犹如打开了魔瓶，魔鬼被放出来了——资本主义的庸俗文化冲击了广州。“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昔日温文尔雅、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一夜间似乎都中了邪、变了样，街头巷尾，冒出了穿牛仔裤、着港式衫、戴蛤蟆镜、提录音机招摇过市的青年……“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香港的电视台、电台，昼夜不停，通过每家每户的电视、收录机，免费将港台文化、西方文明传送给广州人。港台流行音乐迅速排挤了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占领了各种乐坛舞台。姿势奇特的港味歌星出现在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声嘶力竭，无一例外地喊唱港台与舶来的流行曲，在观众的口哨、尖叫加掌声的喝彩中，女歌星前俯后仰、转台打旋，男歌手龇牙咧嘴、台上打滚……“刺激”成了烘托演出效果的特种时髦。
中央台见不着了，传统音乐听不到了，广州，似乎完全被置于港台文化的覆盖网下。黄色录像也乘虚而入，泛滥开来。香港文化吞噬广州，群众反应强烈。广州市有关部门动手干预了。查禁了黄色录像，强拆了居民房顶的鱼骨天线……能使用的行政手段都用上了。可是，一到黄昏，许多在家中收不到香港电视的青年，却另辟蹊径，潮水般地涌向珠江南岸几个制高点的居民区，在这里，收香港电视不用鱼骨天线。对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心态，广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是这样解释的：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越强烈。可旧的文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人们这一合理要求。精神饥渴症和因先天不足造成的欣赏水平低下症成了人们的通病。文化禁锢一经解开，新的文化暂时接济不上，外来以通俗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一真空。这是港台文化曾红极一时的主要原因。的确，1982年的广州，国内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和广东两个台，播放时间就三个多小时，且内容贫乏、枯燥。可是香港有四个电视台，基本保持昼夜播放，虽格调不高，但节目生动活泼、无奇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