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清]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千年未遇之变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大循环当中，已经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元素、中国力量和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亮点，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应当是其城市的崛起。
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尤其体现在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上。在中国所发生的城市之巨变，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的文化格局。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历过当今中国所经历的城市化大潮，这不仅是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千年未遇之变局。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显示，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0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0~30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21个百分点之间。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的提升潜力空间等待释放。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8.96%提高到36.1%。按照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的临界值时，将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截至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3%，城镇人口为5.2亿。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0%，到2050年之前将达到70%~75%，这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有八亿多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中国成为世界城市化的重要推进器。
在21世纪世界发展中，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的行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意义早已超越国界。“沉舟侧畔千帆过”，在全球化背景下，百舸争流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一些城市通过战略创新而主动融入全球化，成为富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城市；一些城市在故步自封中被边缘化，甚至出现发展停滞和衰落之相。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众多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承受地，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过程，使绝大多数地区迈入工业化社会，进而改变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空间结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东、中、西“三个中国”存在明显的并在继续扩大的发展梯度。同时，反梯度的市场化力量也在试图打破既有的城市格局，通过形成城市圈、城市群乃至城市带，抱团发展，合纵连横，提升城市与区域的竞争力。
在东部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城市体系已经开始进入到网络化的高级阶段，领跑中国经济，并正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量，甚至是未来的领导力量。在中部中国，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的大、中城市也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大武汉等中部城市圈正在崛起。在西部中国，区位相对偏远而资源极其丰富的诸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进程也比较缓慢，但那些大型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却有可能在其广大的腹地里独享雨露阳光，成为参天大树。这应该感谢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革命，才给了西部中国的大型中心城市融入全球化进而异军突起的机会，使其成为全球资本进入西部中国的重要门户，从而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
这就是信息时代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基本图景。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必须在合纵连横当中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制定好“航海图”，才有可能在百舸争流的城市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中国城市大洗牌。中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城市化之路，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下的中国，正在演绎着21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城变”。在这前所未有的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的变革正在加速，涌现出诸如“特区热”、“开发区热”、“招商引资热”、“城市形象热”、“花园城市热”、“优秀旅游城市热”、“新城区热”、“房地产开发热”、“经营城市热”、“宜居城市热”、“魅力城市热”、“城市营销热”等层出不穷的“城变”热潮。“乱花渐欲迷人眼”，其中不乏成功之道，也不乏失败的教训。过于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各种问题。
应当说，在中国通往城市化的道路上，面临着更多的难题与陷阱。比如：城市定位不清，没有城市灵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发展问题；仅停留于城市表面形象的包装，动辄大兴土木建设大而不当的广场等政绩工程而缺乏产业造血能力，城市形象上去、综合实力下来的问题；片面强调工业化，盲目追求规模速度，唯GDP至上，城市GDP上去、城市地位下降的问题；城市建设破坏城市优秀的历史传统，片面追求现代化或言必称西、崇洋媚外，丧失城市历史文脉的问题；大跃进、摊大饼式的城市化以及城乡发展脱节，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盘根错节的问题，困扰着在生存与发展中处于两难境地的人们。可以说，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特征，城市的战略决策者，也就是城市领航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如果领航者没有全球化的战略视野，没有差异化竞争、寻找个性化的城市战略定位的意识，就难以找到符合客观规律和区域实际情况的城市变革之道。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东部中国的城市凭借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诸如广州、深圳、东莞，上海、昆山、宁波，天津、青岛、大连，这些备受外资青睐的时代宠儿们，正在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概而言之，开发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外资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主和以工业化为主导，是一种典型的外源式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闻名世界的“中国奇迹”。
一时间诸如“深圳速度”、“上海崛起”、“昆山模式”等激动人心的城变传奇，似乎已成为中国崛起的代名词，成为国内众多城市争相效仿、顶礼膜拜的偶像。然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资源与环境的内忧，加上WTO与国际贸易的外患，迫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必须实现战略转型，这是继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也就是说，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实现由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别无选择。
应该看到，从“十一五”开始，中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那些还做着“西部浦东”梦和“西部昆山”梦的城市们，应当醒过来了。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在“中国方式”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西部模式”。如果没有这种原创精神，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的城市就不会有真正的希望；如果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的城市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大国崛起之梦又何以实现？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命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不无惊喜地发现：在中国，在西部地区，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正在探索着一种“很中国、很西部”的城市发展模式，它就是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传统城市——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