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启动后，坐在前排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李克农带着刘伯承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
之三、李立三与中共早期无线电事业的开创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之四、李立三与“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母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幼儿园的任务，组织上只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租下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各种用具，聘请了可靠的工作人员，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因李立三从1924年起与国民党左派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他就请于右任为幼稚园题写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