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华国锋都觉得很好？文章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的课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者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从国内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还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善于学习”。作者写道：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文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谋善断”。作者指出，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什么叫多谋？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我们了解情况，制订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一线。”
什么叫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一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为此，作者在文中还讲了一段有关袁绍的故事，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14〕
这篇文章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纲治国”的方针。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这当然很合华国锋的口味。第二，虽然作者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调是华国锋可以接受的。几个月后，《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华国锋也就不再支持这个刊物了。
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驳了多年来一直盛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认为农民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说，保留社员家庭副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就是在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很大影响。
《理论动态》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它“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作为一个面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以其内容和特点见长，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15〕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16〕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17〕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
“两个凡是”提出之后，很多人开始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真理标准问题被搞乱了。为此，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风派人物”。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说道，这种“风派人物”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分别写了纪念文章。聂荣臻在文章中说，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甚至表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