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要求学员在学习中，“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他还说，“四人帮”这一伙人搞乱了很多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所以，“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我希望同志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他在讲话中还表示，要组织力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9〕
叶剑英也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毛泽东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我们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关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叶剑英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还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他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20〕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
而且，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尤其是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12月初，他在一次校党委会议上提出，不要以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研究，“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21〕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
12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新的研究方案。他说，怎么研究？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也就是方法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失去方向。他要求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事实。而任何脱离实际，断章取义的行为，“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建议先草拟一个“讨论纲要”，以便进一步讨论。〔22〕
1978年1月18日，吴江和其他几个人把提纲起草好了，并送给了胡耀邦。他看过之后肯定了提纲的“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他建议再修改一下。
3个月后，第二稿拿出来了，这就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到，1. 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2.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23〕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糊涂观念，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取掉了其中的几个字，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30年前的中国，竟然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静地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一观念，那么，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于是，从根本上驳倒“两个凡是”，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就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我写实践标准这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25〕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王强华之约。两人后来对文章的写作均有回忆，但在写作时间上有出入。据王强华回忆，他约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邀请《光明日报》派人参加。考虑到王强华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在为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于是，王强华就去了南京。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了第一篇稿子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