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97.4％。“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还有部分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共20多人。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与会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会议提出要“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与会者揭露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搞乱了文艺界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中国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以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还相当广泛，“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所以，当前“亟须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与会者还批评说，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与现实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作家们表示，当前的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73〕
几天之后，即11月19日，《人民日报》以《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这次座谈会虽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它对清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开始于一次座谈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滔天罪行。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参加了座谈会。
此时，文艺界正式开始了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所以，“我们要抓住‘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三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74〕
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但是，编者按不适当地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而且认为“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
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茅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在发言中肯定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所以，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流毒。
茅盾还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对此，他举例说，这17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把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而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虽然获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当前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种种流毒，同时也必须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换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题材的多样化，以及体裁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茅盾认为，题材的多种多样，会引发多种多样的体裁，也会引发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之后，“我们的百花园里必将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而这正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的必然结果。”
茅盾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四人帮”的又一荒谬理论，就是关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说，这个英雄人物，必须是始终正确、高出于一切陪衬人物（这些陪衬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这些陪衬人物都伟大。换言之，即这个英雄人物不能犯错误，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否则，就损伤了这个英雄形象。这是十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四人帮”所要写的“高”和“大”，“已经是给公式化、概念化大开绿灯；更要全，那就只能画脸谱，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写。”
